病例三露茜?R小姐,30岁（弗洛伊德）
年底，我熟识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病人，这是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小姐。后来才弄清其疾病顽固存在是由于筛骨骨疡的缘故。近来她主诉的一些新的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丧失嗅觉，几乎持续受到一二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诉说头有沉痛感、胃口减少，办事失去效率。
这位年轻女士以照管维也纳边缘地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为生，她不时地在我的诊疗时间来就诊。她是个英国妇女，有着娇美的体质，皮肤有轻度的色素沉着，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感的折磨。至于癔症症状方面，她表示有相当明显的一般的痛觉缺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视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内完全痛觉缺乏，也没有反射；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它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知。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粘膜炎正处于改善时期。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要弄清这个疾病，为此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有反复的幻觉而被看做是慢性的癔症症状。她的抑郁可能受创伤的影响，我们应当有可能发现这些已成为主观性嗅觉的一个客观经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其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可能把这反复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的抑郁一起，考虑为等同于一次癔症发作而更为确切些，而反复幻觉的性质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于某些非常待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无疑，把嗅觉选做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疗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他尝试催眠术时，露茜?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行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当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因此，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用这种方法而无催眠的梦游症，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是否存征尚有疑问。我似乎并不在意催眠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据提供的这个或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就我们所知，每一个病人通过暗示所采取的每一个不同的形式均有别于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治疗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所遗忘的记忆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弃了用各种测试来表明病人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了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我实现更重要的心理治疗所需要的。况且我很快厌烦起发号施令，诸如“你打算睡觉!……睡觉吧!”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病人抗议说:“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也厌烦其后对病人所做的高度规劝性的解释：“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见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等等，“总之，你无需进入睡眠”等等。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某人能估计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景的话，则他避免这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梦游症，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显然就放弃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方法，可能用这种方法，我只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个特殊的病人达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梦游术治疗，我可能在精神宣泄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剥夺了我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方法很显然在于病人已进入记忆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并能够认识到不在他们正常意识状态中的联系，如果没有用梦游症扩展记忆，也就不可能确定任何致病因素，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诉医生时好像是不知道的，当然，正如我们在《绪言》中已说过的，当病人处于正常精神状态时，这些病态的记忆“不存在于病人的记忆中或只给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着。”
我回忆起我亲眼见到伯恩海姆提出证据的情景，即在催眠梦游期间的记忆事件却在清醒状态下明显地遗忘了，而用轻微的命令词语和用手的轻压试图表明意识的不同状态可使其再现，这些回忆使我避免了这种新的窘境。例如，他给一位妇女施行催眠梦游术后，她的不良幻觉作用不复存在，然后，他致力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这儿来，采用包括某些果断的带有进攻性的方法，他没有成功。在她唤醒后，他要病人告诉他，当她以为他不在时，他对她做了什么。她惊奇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这个回答，他坚持认为她能记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额，帮她回忆。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显然没有觉察到的和在清醒状态下也明显回忆不起来的每件事。
这个惊奇和直观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义的事情，问题只是要让他们讲出来。当我达到这一治疗程度时，如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你有多久了?”或“什么缘故？”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接着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
在第一次我使用这个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茜?R小姐身上)我本人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那以后很少使我遭受失败，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采纳，它使我能够在没有用催眠梦游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我什么也没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此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们又拒绝相信就抵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准备重复用这个程序，只要他们喜欢，我就经常用。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我总是对的，病人尚未学会缓解其危机的能力。他们否认冒出脑海中的记忆或曾经有过的想法，因为这些记忆和想法在当时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离题的干扰；当他们把这些告诉我后，每次都证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况下，我在3至4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就是不想说。”或“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当作意识受限而扩大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起催眠术中的研究要费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记忆遗忘的动因。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疗的成功却并非显而易见的。
我发现甚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样的程序可引出从表面判断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病人会有未预料的正确记忆。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中，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这使我们能从所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对记忆来说，认识某事较自发地想起某事是个更轻松的任务。因此，如果一个病人不能回忆一个特定发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们可以对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的日期，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断定当我们说对数字或名字时，或他感到是正确的数字或名字时，他的两眼将停开，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很可能（如凯瑟琳娜?M夫人）经常是从一段时期的纪实情况中正确地认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况下，日期的无可争辩的正确性是从病人所回忆的事实的前后关系中推断出来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点数”的方法而达到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啊唷，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到：“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到期待他生日这天的事!”
这里我只能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起着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经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物均正确地保存在似乎当时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而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
在这长饮而义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茜?R小姐这个病例上来。正如我已说过的，我对她施行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她只是表现出很安静，愿接受到某种适度的影响，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脚不动，我问他是否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时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前两天，我与孩子们在教室里，和她们一起玩烹饪游戏。”(她们是两个小女孩)“正好邮送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上看出手迹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儿，我正想打开看看，孩子们冲到我跟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哭叫着：“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时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正当孩子们在与我玩这个游戏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他们忘了正做着布丁，而这布丁烧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焦虑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与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什么事使你如此焦虑？”“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他们不总是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比，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儿，但想到离开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伤。”“你母亲有什么事吗?她是否感到孤独而招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强壮，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个同伴与她住在一起。”“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们?”“我不能再在这所房里呆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地位摆得太高了，他们联合起来与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了所有各种反对我的事情，当我向两位先生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我所期型的那么多的支持，因此我给总经理（孩子的父亲一个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给他最后的决定之前，最好对此再考虑两三周。那时，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心想我应当离开这房子；但我现在还应呆在这里。”“除了你依恋孩子，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为两个孩子竭尽全力，我不会离开他们，我将代替他们母亲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实际上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小场景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小场景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而受到轻蔑却又使她下决心这样做，她母亲的信没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决定，而是她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在一起，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在一起，保持下来成为其象征，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场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就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然而我准备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为解释这一点的帮助，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她告诉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伤风，以致不能闯到任何气味，然而当她处于不安宁状态时，她觉察到烧焦的布丁味，这却突破了器质上她所失去的嗅觉感的限制。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所做的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我遗漏了一些事，即为什么这些不安宁和这样的情感冲突一定导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没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什么是发生转换的正当理由?为什么她不总是在头脑中回忆发生事情的生活场面本身，而代之以联系到她所选的感觉作为回忆往事的象征?如果我们在处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转换机制是习惯性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则可能就是过于好奇和多余的，但就是这个创伤，或无论如何这个麻烦的小故事毕竟使这个女孩得了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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