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理论与实践第一章神经症概述1

神经症理论与实践

张亚林等著

第一章神经症概述第一节神经症的定义

神经症(neuroses),旧称神经官能症。本症为一组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精神活动能力下降、烦恼、紧张、焦虑、抑郁、恐怖、强迫症状、疑病症状、分离症状、转换症状或各种躯体不适感。起病常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病前多具有一定的素质基础或个性特征;临床症状没有可以证实的器质性病变作基础;社会功能相对完好,行为通常保持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疾病有相当的自知力,有痛苦感受、有求治要求,其现实检验能力不受损害。除部分癔症和惊恐发作以外,病程大多持续迁延。

这一定义,可以分解为以下六条:

一、神经症是一组疾病

神经症这一名称,不是指某一特定的疾病单元(diseaseentity),而是包括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颇不一致的一组精神障碍。年,苏格兰医生Cullen首创神经症一词时,使用的便是这一名词的复数(neuroses)而不是单数(neurosis)。虽然00年来神经症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神经症是一组疾病的观点似乎始终没有改变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发现,神经症作为一大类疾病,存在着复杂的病因学和发病机制,很难用单一的或统一的理论模式予以阐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不仅临床表现不同,其致病因索、发病机制、病程预后以及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各神经症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提示神经症可能具有异质性的特征。因此,有人担心随着精神疾病病因学研究的进展,神经症这一诊断概念最终将被分化瓦解。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不同的临床亚型为什么还要冠之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神经症呢?理由是多方面的。第一,不管各亚型的神经症存在有多少差别,它们还是有很多的共同性(以下将一一叙述)。其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新的分类方法能像神经症一样能将一组疾病如此简单明了地归纳起来,且在临床使用时既方便又实用。最后,是历史的惯性作用,这是任何胆大的标新立异者都不能视而不见的。在最具创新精神的美国DSM系统中,神经症这一术语虽已经消失,然而其实质性的内容却一个不缺地保留下来了。他们曾经取消了神经衰弱,但一大群此类患者的诊断归属立即成了问题,于是又不得不另取一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名,用来收容这类障碍。由此可见,要想改变神经症的概念和结构是多么地具有挑战性。

因此,在神经症或其各个亚型的病因和病理机制研究获得突破进展以前,任何轻言神经症消亡或解体的观点都将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起病常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

精神医学学派很多,各学派的理论观点有时千差万别。但是,不论是描述性精神病学还是动力精神病学;不论是精神生物学派,还是行为医学学派;他们对神经症与精神刺激的关系,却都有相似的看法,几乎都认为,神经症的发病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所以,前苏联、中国及很多国家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往往把神经症同心因性疾病归为一章。近几十年来,许多有害的理化因素、致病的微生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继而被有效地控制,其致病作用有所减小。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居住稠密、竞争激烈、交通拥挤、社会动荡而导致的精神紧张日益普遍,这种精神紧张在神经症起病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了。

突发事件引起的精神紧张容易导致神经症,80年代我国甘肃省东乡县境内的洒勃山滑坡,37人丧生。对生还者中的96人进行回顾性调查,结果发现:听到滑坡预报后有6人(8.%)当即出现焦虑、抑郁、紧张、失眠等应激反应症状。灾后周,出现上述症状的达55人(79.%)。3个月后,大部分人症状逐步减轻、消失,有5人(7.6%)症状持续迁延,按现行诊断标准可诊断为神经症。即使这5人并非全部都是新发病人,按患病率统计(76‰)也高出常人3倍多(98年国内省流调为.‰)。国外也有许多报告,如年月,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遭受旋风袭击后,调查结果亦与上述情况类似。年7月,我们对一次突发交通事故中位死者的45位主要亲属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对照跟踪研究。研究项目包括精神状况、躯体状况及免疫学的检查。结果发现:事故后一周,居丧组的症状量表(SCL-90、HAMD、HAMA)总分均髙于对照组,其中强迫、焦虑、敌对及躯体化等症状显著严重,一直持续到3个月以后,可以诊断为神经症。这种灾难性的精神刺激导致神经症的发生,似乎是显而易见、无需争议的。但就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灾难性的遭遇毕竟是罕见的,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而且又使我们牵肠挂肚的日常生活事件或许更应当受到重视。我们在一个研究中发现,一组神经症患者在发病前一年内所经历的生活事件要多于正常对照组,其评分值是正常组的.7倍。

感觉剥夺与社会隔离可导致神经症的产生。个体很难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集中营中被长期拘役的幸存者们,几乎百分之百的有焦虑、抑郁、紧张、失眠等神经症症状。一个人单独迁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中,是一种变相的社会隔离。他语言不通、感情无法交流、不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便可产生许多适应不良的反应乃至神经症的症状。有人称之为“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近年来不少有关移民和难民的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现代文明的发展据说与神经症很有关联。一个原始部落和一个髙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之间,神经症的发病率、患病率和症状类型是颇不相同的。林宗义()在台湾的追踪调查表明,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神经症患病率明显上升。他发现当地-年神经症的患病率为.‰,5年之后上升到7.8‰。台湾的四个少数民族患病率却仅是0.8‰。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神经症各亚型的分布。本世纪中叶,欧、美国家的癔症诊断是常见的,如今却越来越少。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中癔症诊断比例由95年的.98%下降到年的0.8%。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与上述相似的统计表明,癔症仍属常见病,如开罗.%()、印度北部.6%?9.8%(-)。在发达国家,焦虑性神经症和抑郁性神经症明显增多,一些作者认为情绪障碍在不发达社群多以躯体化症状表示,而较发达的社群则多以心理体验的方式表达。我国城市的神经衰弱较农村稍多,而癔症则以农村多(98)。我国的流行性癒症多发生在边远山区。

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等与神经症有无关系尚待深入研究。一般认为,从事髙度紧张工作的人较易患神经症,如飞行领航员、火车调度员、闹市区公共汽车司机、话务员、急诊室和手术室的医务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患病率较体力劳动者要高一些。

家庭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精神刺激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气氛与神经症的关系已经引起人们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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