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2日，是明代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诞生周年纪念日。有明一代，越地人才辈出，但出现徐渭这样，人生困厄又成就卓杰，多才多艺又永葆纯真，既受文士艺术家酷捧，又受庙堂和群众冷遇的，旷世罕有——
读《徐渭研究》四题
魏兴海（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会员）
年3月12日，是明代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诞生周年纪念日。为此，越地文史界耆老、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原名誉会长盛鸿郎先生在年和年分别出版了《徐渭研究》和《徐渭志》。后者实为前者的简本，然市况大好、求索者不绝。我案头堆叠的书冢里，如果不是这次庚子“新冠”的长时程“闭关”机会，怕也不会把徐渭挖出来。《徐渭志》简明、畅晓，家世、生平融入了考证的成果，述误辨正、抉隐揭秘，即使最为“生疏”的艺术评价部分，也是条例清贯、见识亲和。戏曲部分，尤其是对《四声猿》见解卓杰。附录著作目录和大事年谱，既是《徐渭研究》的缩写，也是方便查看的。《徐渭志》是自年徐仑出版《徐文长》一书近60来最好的“大家小书”。
我是读了《徐渭志》，再进研读《徐渭研究》。作者说，《徐渭研究》可做工具书应用，包括了10万字的《年谱》长编，20篇考证（18篇首次发表），和《交往篇》中10家亲戚和友好人，其中见于《明史》列传（或附传）的有38人。
有明一代，越地人才辈出，但出现徐渭这样，人生困厄又成就卓杰，多才多艺又永葆纯真，既受文士艺术家酷捧，又受庙堂和群众冷遇的，恒世罕有。在“闭关”期间，一边读《徐渭研究》，一边读明史，在“明朝热”和“近世江南”的玫瑰色中，反思徐渭的悲剧和明亡的原因，黯然泪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或未究全因。
先回到本题，介绍盛鸿郎先生的《徐渭研究》，或有穿插成累，也望读者容忍一二。
一、考据见功力，若读王静安
读盛鸿郎先生的考据文字，有一种满足理智的快感，恍若读王静安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文中有言：“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诚哉斯言！
盛先生《徐渭水利考的探讨》，是考证的第一篇。作为水利史专家的盛先生，当是轻车熟路。《水利考》载于万历《会稽县志》，是一篇奇文也是一篇疑文，《徐渭集》各版本均未收。盛先生从“内证”探得，《水利考》仅记玉山斗门，而未及三江闸，可证此文应在嘉靖十六年（）汤绍恩建成三江闸之前；又从文中“近守南大吉”（-在任）和“近岁知县王教”（-在任），小学数学可证，时在嘉靖十五年汤绍恩莅任之初，征询乡贤意见时所作，时年渭仅16岁。三十八年后的万历二年（），张元忭和徐渭合篡《会稽县志》，以马相尧、金阶的《会稽县志稿》为基础，《人物传》“独出子荩”，其他是徐渭为主编撰的。三江闸最有名的汤太守祠的榜联：“凿山震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光。”联、书俱徐渭代张元忭撰，还包括《闸记（代）》。尽管如此，徐渭只有二首诗写到三江闸，其中万历十五年（）有句：“老守端坐浑如昨，巨鳌持浪不胜愁。”（《徐渭集》页）。证明徐渭见过汤绍恩，而且印象深刻。结论是，《水利考》确为徐渭所作，时年16岁，但意见未为汤绍恩采纳；五十年后，徐渭方认可汤绍恩的功绩。
《徐渭病说》，本该是我的作业，也有同行在著书立说，但盛先生的“病说”言简意赅，常人听了不隔。以嘉靖四十四年为例，徐渭45岁。当年9月胡宗宪被捕下狱，次年“竟瘐死”，自杀而亡。胡案是徐渭该年发病的诱因之一。徐渭春天病初起，四月“病瘈甚，若有鬼神凭之者”；“瘈”有两读，一曰狂，一曰痉挛，语出《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脏论》，如：“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疭”，“热病数惊，瘛疭而狂。”徐渭是有幻觉控制，又有痉挛。“撞钉入耳窍，而不知痛”，这是癫痫发作时的“感觉分离”现象；“人作虮蝨形，气断不属”，这是癫痫大发作或持续发作的状态。“遍国中医不效”，确实如此，即使是今天的科技水平，也仅有三分之二的控制率。钉贯耳事，在四月初；五月迸疮血，六月大出血。成人外耳道平均长度是3厘米，以钉贯耳并未穿透颅骨，更未累及硬脑膜。“迸疮射血”是颅外脓肿（细菌感染）伴出血。后用“华氏海上方”之“圣母散”外用和内服后好转，7月已能作书。冬三九作《感九诗》，因此推测六月初病危重时作《自为墓志铭》。次年，胡宗宪亡，作《十白赋》、《祭少保公文》，并在隆庆元年入狱前完成《四声猿》。徐渭患病的第一诊断，是：伴有精神症状的癫痫，或称癫痫性精神障碍，国际疾病分类ICD-10的编码是：F06.。
此前和此后，关于“病”的记载有：
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崇渐赫赫”。
嘉靖四十五年，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畸谱》，下同）
万历六年，五十八岁，“孟夏，拟至徽吊墓，至严，崇见，归复病易。”
万历九年，六十一岁，“诸崇兆复纷，复病易，不食谷。”
盛先生将徐渭的“病易”，解释为“癔病”、“精神病”是很有道理的。“素有心疾”，指情绪不稳，惊恐症；“旧有脑风”，是指“头风”，头痛及头痛先兆。盛先生这份“辨病”的工作，是为“辩狂”准备的。
我很奇怪，《明史.徐渭传》说徐渭:“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明史》作者的态度，但也不是空穴来风。“狂”说源自陶望龄及袁宏道各自所作的《徐文长传》，时在徐渭亡后四年，万历二十五年（）。
陶称：“及宗宪被逮，遂发狂，引巨锥刺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
袁称其为“佯狂”：“晚年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明通鉴》则将其事系在嘉靖三十九年。“以讹传讹”，错上加错。
这样，故事就清楚了。陶望龄首先把“发狂”时间系于“宗宪被逮”，并建立了因果关系，“巨锥”是文学夸张；又创了“以椎击肾囊碎之”一说。袁宏道则发挥出“佯狂”说，时间错到了“晚年”；“锥”进化成“斧”，形成了“头骨皆折”；单耳也进化成了“锥其双耳”；“或槌其囊”是指：碎其睾丸，作为“疾病隐喻”，这是很恶毒的诅咒，又说：“竟不得死”。袁自陈：“《徐文长传》，虽不甚核”，似乎是出于刻印《徐文长集》的“广告宣传”策略，但离事实太远。
《明史》的编撰，在清代历四朝年，从维护政权统治的文化政策出发，伴随着清政权的巩固才最后出台的，经历过清朝严酷的文字狱；虽说体例完备，但史家“为尊者违”的做法，以及对自由思想的钳制，是不言而喻的。好端端的徐渭，经了明末和清朝年，变成了面目不清、恶意笑谑的民间故事中的“徐文长”。如何撇清徐渭和“徐文长故事”，盛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即《王翠翘故事演变的讨论》。此文字，理清了王翠翘故事的演变，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而徐渭是嘉靖三十六年冬入胡宗宪幕，也撇清了徐渭与王翠翘的关系。此文曾附载于《绍兴与明清小说》（《越风》年刊，中国戏剧出版社，.9）。
考证的文字，可谓篇篇珠玑。《何处酬字堂》、《柿叶堂考》，不是熟知绍兴掌故是不可能完成的。徐渭用两银元买下了10亩地22间房子的大院子，在此仅住四年半时间，因杀妻入狱而变卖殆尽。盛先生活用了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考定地在今延医院附近，柳桥下曲池区块。《柿叶堂》在“酬字堂”内。
最令人惊喜的是《徐渭无题诗考证》。这是现藏于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的一级文物《徐渭草书五律诗轴》，也见于《绍兴市志》（卷三五，页），但未见于《徐渭集》，无题，未署名款和年款。钤白文印“公孙大娘”、“两溟鱼鸟”，朱文印“湘官斋”。三枚印章引人注目，又有“箫鸣凤下空”一句，令人浮想联翩。“公孙大娘”源自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序》中言：“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今河南安阳）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这是杜甫50年后“抚事慷慨”之作，“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由此可知，此轴亦为徐渭晚年所作。另一白文印“两溟鱼鸟”，源自《庄子.逍遥游》。“两溟鱼鸟”即鲲鹏，是徐渭的自喻，“天池”、“天池山人”也出于同源。盛先生依据自编的《徐渭别称录》表格考查，“天池”始用于万历八年（），“天池山人”始用于万历四年（），即五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朱文印“湘竹斋”，则与徐渭继室张氏有关，张氏系“湘人”，徐渭有诗《湘竹一妙管付截坏其顶文》（《徐渭集》，卷四，页），盛先生更详以《徐渭继室张氏的考证》（《徐渭研究》，页），此章当在万历元年出狱返家之后。
徐渭无题诗，还是先录出为便：
卢橘为嘉树，蒲桃出汉宫。
烟月宜落日，丝管醉春风。
笛奏龙吹水，箫鸣凤下空。
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盛先生作《诗意之解》，考了“卢橘”，出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编《文选》，卷八）及《吴录.地理志》。“蒲桃”出张华《博物志》，首见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再接《汉书.张骞传》有：“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诗.大雅》有：“旨酒欣欣，燔灸芬芬”；屈原《楚辞.远游》有：“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偷娱而自乐”。而萧鸣凤存世不多的作品中恰好留下了《张骞乘槎》，盛先生在多年前曾作《欣欣子金瓶梅传序的考证》（《萧鸣凤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年，页）。颌联的“烟月”，宋元以来泛指“烟花雪月”、“烟花巷”、“风流韵事”；“丝管”连第三联（颈联）。“笛奏龙吹水，箫鸣凤下空”，“龙笛”之说，出马融《长笛赋》：“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正相似”（《文选》卷十八）；虞世南《琵琶赋》有：“凤箫辍吹，龙笛韬吟”句（《文苑英华》卷六一）。凤箫龙笛“下空”，盛先生解为两个“竹头”，联系“万方”，则导出了“笑笑生”，联系到了《金瓶梅》。“万方”典出《史记.周本纪》：“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尾联更寄予了兴亡的感概，和杜甫的“公孙大娘”篇同。盛先生还提及了“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岳阳风土记》），《齐民要术》又称为“裁竹之日”。盛先生因“箫鸣凤下空”一句，还考出了此诗的写作时间在万历五年三月以后。
从三枚印章到一首五律的解读，徐渭真是用心很深！再加狂草的书法，《徐渭草书五律诗轴》，真是无价之宝啊！盛先生此文，即王静安所谓“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其他还有多篇考证，重要的如“读《四声猿》札记”，考定创作时间在嘉靖四十五年，是为胡宗宪鸣冤，针对的是首辅徐阶。《雌木兰》和《女状元》两出，则有了“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的男女平权思想，而且控诉了“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的科考罪恶；另一篇“《歌代啸》杂剧的意义和作者”（见《萧鸣凤与金瓶梅》页），推定作者是萧鸣凤，很有创见。
《徐渭父鏓生年的推测》以上下限的数学法排比，徐父的终年大约是63岁，徐鏓是老年得子，渭生后百日而亡。《胡宗宪生卒年考辩》、《徐阶任浙江佥事督学时间考》类此。《张东海与司马百通考》，有类大海捞针，考定了是徐渭的书学同道。
二、《年谱》编年长，诗文系日月
盛鸿郎先生说：《徐文长先生年谱》可说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前后用时6年完成初稿，年9月，《萧鸣凤与〈金瓶梅〉》出版后，又对《徐渭集》逐篇研究、增补。盛先生认为，徐渭的诗文有涉萧鸣凤或《金瓶梅》的，近什一之率。解读徐渭的有关诗文，可成破译《金瓶梅》之谜的钥匙。我倒认为《徐渭研究》有独立的价值，成绩或在萧鸣凤研究之上。
《徐文长先生年谱》，首先是《年谱》长编，将年份和月、日明确的诗文填入，逐篇系年，按事归类，所系诗文约占《徐渭集》总数篇的47%，系到月的占三分之二强，系到日的占三分之一弱，为徐渭丰富的一生勾画了清晰的轮廓。其后，又逐篇研究、补充、考证，至年10月告成。更将诗文所系个人或家族，按亲戚、友好和地域归类，收集家谱、世系、年表，《交往篇》遂成查阅徐渭相关人物的工具书。《年谱》初刊于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之《越风》（创刊号，中国戏剧出版社，.5），年入选《中国诗歌研究》（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主办，中华书局，.12）目的是“还一个真实的徐渭于现世”，这是很有远见和意义的。
编徐渭《年谱》亦易亦难。易处是明显的，他自撰《畸谱》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又有《自为墓志铭》，《序》、《传》、《碑》、《记》、《铭》、《墓志》、《行状》多有事由和时间的交代，《诗》篇，也常常有长序；再说，徐渭总体是个张扬、赤诚的“本色”“真人”，情溢于言。如说有所隐瞒，这背后的故事，盛先生有高超的考证本领；另一重难处在于，徐渭的诗文收集是一个历史过程，生前刻印的很少，现在看到的是《盛明百家诗.徐渭卷》（）和《四声猿》（年前，袁宏道言“少时所见”）。其余的版本如下（徐仑曾作《徐文长著作考》，年）：
生前3年，万历十八年（），徐渭自刻《徐文长初集》（10卷），《阙编》（5卷）。曾赠汤显祖、张射堂。袁宏道也见过，曰：“恶楮毛节、烟煤败墨、微有字形”，事实未必一定如此，但质量不太高，而且久已失传。
徐渭亡后4年，万历二十五年（），陶望龄编印《文长集》16卷，《阙编》10卷。
亡后7年，（庚子，），商维濬合刊《徐文长三集》29卷，附《四声猿》1卷。
亡后21年，（甲寅，），钟人杰改编《徐文长集》30卷，称《全集》（年，海山仙馆丛书《青藤书屋文集》，即此本）。
亡后24年，（丁已，），陆以候辑《一枝堂稿》（年，沈复灿重刻）。
亡后30年，（癸亥，），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
亡后53年，（或稍前），张岱辑刊《徐文长先生佚稿》24卷，王思任序。
亡后年，（民国十四年，），慈溪沈德寿刻《徐文长佚草》10卷。
亡后年，（），中华书局编辑《徐渭集》（全四册），年修订。
徐渭的文本，在明末五十年，有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这就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陶望龄编的时候，有些是有意刊落的。好在徐渭的同学至交张天复，状元儿子张元忭、孙子张汝霖、曾孙张岱持续收集徐渭遗文，与徐有幸、于越有功焉！在清代则有年的断层，这个断层，就是“徐文长故事”生发的年代，那是另一个话题。
将《徐渭集》中的篇诗赋和篇文，按日月相系，盛先生完成了47%篇章的工作量，是其中最重要的诗文。
如“《畸谱》诸考”，考定了《畸谱》的始作年份在万历二年，时作《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观潮，夜归，示四首》，对次子始称“阿枳”，而此前称杜儿，如嘉靖四十四年的《自为墓志铭》。“橘逾淮而北为枳”之说源自《周礼.考工记》，易“杜”为“枳”，盛先生考定为徐渭对继室张氏“过期妊娠”（超期24天）的怀疑和“嫁接”的确认。“对缺记的思考”，如十六岁空缺，却有作《水利考》呈汤绍恩事，因不受重视，故不提；九岁，萧鸣凤罢官，“归自东府，余始见之”，放到了后面的“师类”里；二十岁，进山阴县学，是复试后考取的，省略了过程，可能也与萧鸣凤有关；三十三岁及三十四岁（嘉靖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薛应旂视学浙江，并作《静庵萧先生墓表》，徐渭可能参与擘画而有意隐去；六十三至六十五岁，徐渭可能在修改和抄写《玉娇李（丽）》稿本。盛先生认为，隐去的十年，“均与萧鸣凤及《金瓶梅》、《玉娇丽》有关”（《徐渭研究》，页）。“误记改正四年”，一是“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应为：“四十六岁，易复。四十七岁，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二是“五十二岁。狱，万历元年癸酉。五十三岁。除，释某归，饮于吴。明日元旦，拜张座”。像是古代的“错简”，应为：“五十二岁。除，释某归，饮于吴。明日元旦，拜张座。隆庆六年；五十三岁，万历元年癸酉。”首都师范大学申旭庆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徐渭《畸谱》考，中国书画，年12期）
现以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徐渭青年时期的活动和交往为例，看盛先生系诗文的实际。徐渭交游甚广，而青年时期的师友和相知，其友谊持续终生。尤其是“越中十子社”中人。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迁居俞家舍。
八月，第二次参与乡试，不中。同学张天复（-）榜上有名，天复长渭8岁；余姚赵锦（-），亦是科举人（《明史》卷二一O有传）。
《初晴看迎春》、《元夕二首》P.以“明王龙德正中年”，及“年年异县望家园，乡里今年赏上元”系此。
春，为“同学先辈滕子仲敬”作《牡丹赋》P.36后又作《鞠赋》P.38[注：绍兴滕氏极少见，《山阴县志》载：“滕霄，天顺三年己卯科（）举人（应天中式）”，早萧昱一科。四年进士，官御史。《醉月寻花赋（并序）》P.称“滕叟”，以此推仲敬或为滕霄之次孙。渭十九年为诸生，追其行踪，系此年。]《下第回，值九日，登坞土山访北庵上人》P.，以“归家忽已逢重九”，系此。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二十四岁。妇翁得罢归，买东双桥姚百户屋（《畸谱》）。沈炼丁父忧归里，结"越中十子"社。据《朱东武诗集》称，越中十子为：
陈鹤（-）字鸣野，一字九皋，号海樵，山阴人。荫百户。
钱楩（？-约）字世林，号八山，又号立斋。山阴人。“钱翁楩，嘉靖四年乙酉（注：是科解元），五年丙戌进士。与之处，似嘉靖癸卯（注：二十二年），余年二十三、四间。”（《畸谱·师类》P.）钱曾官晋江知县，修龙泉书院，昌儒学，有治绩。“福建名宦传”评曰：“其治用恩不滥，用法不苛，明而能晦，清而能容。…不负所学也”。（《福建通志》）。时，钱弃官（刑部郎中）归乡学道。
沈炼（-），字纯甫，一字子刚，号青霞，会稽人。嘉靖十年举人，十七年进士。《明史》卷二一三有传。
朱公节（—），字允中，号东武，山阴人。嘉靖十年举人。官至泰州知州。
柳文（-），字彬仲，号少明。山阴人。嘉靖四十四年贡生。知都昌县。
诸景春，字应期，号龙泉，山阴人。文懿公（诸大绶）从弟。
吕光升，字尚宾，号对明，一号莲峰，新昌人。选贡。长沙府通判。
萧勉（约-），字女行，号柱山，山阴人。萧鸣凤长子。嘉靖三十年贡生。
杨珂，字汝鸣，号秘图，又号怡斋，余姚人。诸生。
徐渭（-），字文长（初字文清），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人。诸生。（《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赵锦，余姚人，登甲辰科进士第，同榜会稽陶大有、葛桷、上虞徐学诗（《明史》卷二一〇有传）。赵锦在嘉靖三十二年弹劾严嵩：“自嵩辅政以来，惟恩怨是酬，惟货贿是敛。群臣惮阴中之祸，而忠言不敢直陈；四方习贪墨之风，而闾阎日以愁困。”（《明史.列传.卷九十八》）
作《豁然堂记》P.“郡城隍祠，在卧龙山之臂，其西有堂，当湖山环会处。”“每当宴集过客，亦往往寓庖于此。”（注：以越中十子社建，暂系于此。）《避暑豁然堂大雨》P.86“梅候苦歊蒸，幸得五月霁。”（注：时约在五月间。）《新秋避暑豁然堂》P.《秋日，避暑豁然堂》P.；夏，再为滕仲敬作《荷赋》P.40；为同学陈君作《醉月寻花赋（并序）》P.“同学陈君，自仲敬滕叟家见某所作四花赋，私悦之”，以梦人语，请渭作。（注：四花赋，除牡丹、鞠、荷外，应包括《梅赋》。）
七月七日前，朱东武弟念东亡。作《闻朱次公讣（朱善书，攻二氏，读书龟山顶，死时近巧夕[念东]）》P.、P.以“三十犹未第”句，暂系此。另有《朱次公读书飞来山，群彦过访，携饮塔巅，方拈六韵拟题，雨至，踉跄而下，漫闻次之三首》P.。
系诗文的方法，大率如此。有特殊的情况，则另有考证或见“萧鸣凤与《金瓶梅》”。
徐渭自传《畸谱》的编排和写法也是很特别的，每岁多以一句话即一行载录（按现代的32K版式横排，七十三年共记行）；再用相等的篇幅按“纪师、师类、纪恩、纪知”详录。如：
“纪师：余所师者凡十五位。六岁时管士颜先生；……晚庵谢先生[短处]；……汪青湖先生[乃萧静庵先生特介之令某从习举业，不专]；季彭山先生[终其身而不习举业]；…….汪先生命题作文持往数次阅而巳。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
据盛先生考证，徐渭在万历二年，54岁始作《畸谱》，徐渭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十五位老师的姓名，只有一个忘了名字，姓都记下来了。而且有七位只是短期相处！了不得！这里，季本和徐渭交往特别深，是在思想和为学上。阳明之后心学三支，浙中学派以王畿和钱德洪为重镇，虽与泰州、江右有别，但都有“空谈良知”的通病，“驳先儒而复蹈其弊”；季本和徐渭一支，与他们都有所不同，更重“实际之道”，徐渭是“实战派”。徐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
“师类：王先生畿，正德巳卯十四年举人，不赴会试，至嘉靖丙戌五年会试中进士，不廷试，至嘉靖十一年壬辰始廷试；
萧先生鸣凤，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正德九年甲戌进士，嘉靖八年己丑郑守璋故，乡自东府，余始见之。
季先生讳本，弘治十七年甲子春秋魁，正德十二年丁丑进士，嘉靖廿六年丁未渭始师事先生；
钱翁楩，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戌成进士。与之处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间；
武进唐公顺之，乡戊子，会己丑，号荆川。”与师相类的五人，一是年龄上要长一辈；其次在学识和事功上，多有值得学习和仿效之处，影响较深，而且人生轨迹有不少交集，是忘年交。季本两见。
“纪恩：嫡母苗；张氏父子[太仆殿撰]；绩溪胡司马[少保]”。
“纪知：萧公鸣凤；季先生本；钱翁楩；何公鳌；异县唐先生顺之；凤阳刘公知山阴者昺；建阳李子遂有秋；朱子号卦州孔阳；王先生慎中，弟某中。陈山人海樵鹤；萧友女臣栩；周丈允大沛；柳丈彬仲文；吴丈文明凤阳；沈丈纯甫炼；汪先生应轸；
何公鳌，先舅某与季师过杭，何谪参议归，住西兴驿。夜饮，师出《代白濬书》，读之，曰：“西汉文字也，好如萧子雝”。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汪先生轸，简婿不果，至从臾冯天成。”相知16人，萧鸣凤二见，唐顺之二见，汪应轸二见，季本三见。汪应轸还想把女儿许配给徐渭，不果。
相知，主要是对徐渭诗文的认同。何鳌评渭“西汉文字也，好如萧子雝”，故在嘉靖三十三年，请徐渭代作《刑部提名记（代）》；唐顺之则“称不容口”，拿不出自己的文章来比；沈炼则称“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汪应轸更是以女相许。
所以，在徐渭一生的人物关系中，越中十子，师类五，记恩四，记知十六，去其重，凡29人，均当坐下来慢慢梳理。
在此，不能不提到《考证篇》中的《萧鸣凤与徐渭》一文，因其关于萧鸣凤及《金瓶梅》相关的部分，在《年谱》中也有什一的篇幅。我不敢肯定萧鸣凤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因为在万历四年（）春，徐渭编集《萧氏家集》的《序》中说，“稿多不可把束，然以火悉毁失，而予复严之，故梓者仅若此。”是薄薄的一本。曾见于书目著录的《静庵文录》15卷等，迄今也亡失未见。因此，目前无法获得更多的实证性和“内证”的史料，来肯定或否定“萧鸣凤说”，但薛应旂在嘉靖三十一年作《静庵萧先生墓表》，说萧鸣凤卒于嘉靖十三年是不真实的，背后一定有故事；孙伟良先生也发现了萧鸣凤作于嘉靖二十一年的《诚斋先生墓志铭》。盛先生在年发表《试解金瓶梅诸迷》这个研究框架的时候，发前人所未发，落实了“绍兴背景”；落实了《跋》的作者；落实了《金瓶梅》写作的时间和使用的“旧黄历”（嘉靖二十五年）；落实了萧氏的郡望和作者在《金》书中的化名：“普静与王杏庵”；前文所及的《徐渭无题诗考证》，更是完美地导出了“笑笑生”，对“萧鸣凤”和“徐渭研究”均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诗无达诂”，解诗的想象空间比较大，比如“《金瓶梅》书稿首次转移”一节中，说梅客生参与护送，应该是错系。据《梅国桢集》，徐渭与梅客生的交游和诗酒往来始自万历五年，该年春，徐渭在北京；《年谱》嘉靖四十四年（）所系：《乙丑元日大雪，自饮至醉，遂呼王山人过尚志家痛饮，夜归，复浮白于园中》一诗，王山人不像是萧鸣凤。当年徐渭45岁，萧鸣凤长徐渭33岁，该78岁了；夜归再浮白，不是一个老人可以承受的；诗中有“独酌不成酡”、“四十五春如老何”句，徐渭是一个人在家，且不能对长者说老。未知何因，当年时尚称“山人”，徐渭自称“天池山人”，兄徐淮自称“鹤石山人”，友人王尚志，也称“王山人”，或许“王山人”就指王尚志。错系的地方，以“书稿转移”的过程较为明显。白璧微瑕，不掩盛先生对徐渭、对萧鸣凤和对《金瓶梅》研究的巨大贡献。这不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蹦跶辈所能抹煞的。
曾为徐渭做过《年谱》的，早在90年代，杭大中文系徐朔方教授，在《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中，已经做了很细致的工作；年，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学生张淼博士，以《徐渭诗歌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文中也编列了3万字篇幅的《年谱简编》，对边塞诗的游程，作了较详细的地理考证。年，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教授的学生张剑博士，以《徐渭绘画理论》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文中也论列了徐渭的《年谱》，侧重的是画作的年月。总之，徐渭研究的价值，年后，才刚刚开始认识。诚如袁宏道言：“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徐文长传》）
徐渭书画受后世推崇，“青藤画派”开山，有称“中国的梵高”，等等，徐渭书画力拔千钧的开拓性和横扫一切的“健壮”，如“黄甲图”，与徐渭诗文的“时代精神”和批判锋芒是相得益彰的。“阳明学”在中兴，其最大的弊端是“空谈”，而徐渭是最重“本色”和最“务实”的一支！“诗文系日月”，不只是指编制《徐渭年谱》的方法，徐渭诗文亦“可与日月同辉”；既可补《明史》之不足，而其精神实质，则和《明史》完全不同调；《明史.徐渭传》所谓：“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明史》一面对徐渭“天才化”，一面又说“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四库官臣更对徐渭“酷评”：“……传姚江纵恣之派。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徐渭一介平民，有“横（读第四声）”的资本和事实吗？是“愤激无聊”吗？有违“古人法度”吗？究其“恶谥”的罪衍，是有清一代文化政策和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罪恶，专制皇权负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三、“金瓶文化”閙，困厄成畸人
且不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金瓶梅》真实反映了嘉隆万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本质，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这个时代特征，就是徐渭生活时代的背景，也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原因。
因缘际会，盛先生写了三篇纵向的研究，一是从酒文化的角度，《万事惟凭一杯酒——徐渭与酒为伴的一生》（《徐渭研究》页），酒谊是交友的纽带之一，酒是徐渭交游广泛的原因之一；“斗酒诗百篇”，许多诗画借酒兴而作，统计一下，也是有趣的数字；徐渭当然也因酒致祸，他的“病易”、“瘛疭”，都是不适合喝酒的。但酒又延续着徐渭的性命，“老朽绝粒久矣”，唯“饮酒续命”，我已听不懂“杠抬酒户”的俗语了。在明代中叶，已是“绍酒行天下”而“鲁酒薄”的时代了。
第二篇以师爷为枢纽，《警惕人性的弱点——徐渭师爷生涯的评说》（《徐渭研究》页），徐渭在师爷的初创期，师爷还未分化为“刑名、钱谷、文翰”，而且又不太成功，连胡宗宪的命也保不住。但徐渭5次入幕，有三次在军中，从留下的诗文看，是发挥了徐渭的军事思想和智慧的；胡宗宪幕时间最长，待徐渭也厚，徐渭将其和嫡母苗、张氏父子并列为记恩之人。徐渭在胡幕还有点“不专心”和“扭捏”——“百辞而百縻”，但胡宗宪以“宾”礼待之，非“寮”非“师”，因严嵩案二次入狱，嘉靖四十四年（）“瘐死狱中”。“隆庆六年（2）昭雪，并录平倭功勋，万历十七年（），追谥襄懋。”胡宗宪死后七年是得到平反的，徐渭也可舒一口气。
明代的政治是非常吊诡的，阉党、宦党时常作乱，皇帝昏聩，大量财富汇聚到了刘瑾、严世蕃等人的手里，说明了皇权体制下财富分配机制的严重扭曲。在李春芳幕近9个月，李时为礼部尚书，是掌管文化教育的，徐渭很不适应，还受到李的威胁，错过了最后一次科考的机会；第三次在吴兑幕，那是很愉快的，也出了不少主意，吴兑是徐渭的同学，小徐渭四岁。徐渭的《赠雷总兵序》和方逢时的《上边防疏》“似乎出于一人手笔”（徐仑《徐文长》，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对于朝廷确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国策起了重要作用；徐渭将吴兑招待“三娘子”入贡的事写入《边词》中，也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徐渭的《观宣府车战，用炮以制虏，夜归小饮寺中，老僧直用芦笙吹海青搏鹅曲》（万历四年，），这个炮，明代称佛郎机火炮，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在宸濠之乱时首次使用，嘉靖间，戚继光《纪效新书》中专门述及所仿制的佛郎机火炮，有一至六号六种佛郎机，长度由9尺（2.97m）到1尺（0.32m）不等，分别用于守城、野战直射支援和单兵作战。明代典籍还载有佛郎机的改进型，包括马上佛郎机供骑兵使用，流星炮、百出佛郎机、连珠佛郎机、万胜佛郎机等。徐渭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是很兴奋的；但是作幕的待遇比较低，塞外又太冷，有些不满；吴兑顺利升迁了，第二年春天徐渭一路漫游回到了南方。这次出塞，徐渭已经五十六岁，本想攒点养老钱，不幸路上遇劫，连棉被都丢了。第四次幕，是在张元忭北京府中，张时任宫谕，前后22个月，有四个月去了马水口李如松的幕中。
张元忭是徐渭同学（张天复）的儿子，又是状元郎，对徐渭有救命之恩和救济之功。如果把徐渭在万历九年（）七月至十月在李如松军中也算入幕，这是第五次。李如松（年－年5月8日）出自将门，父亲是辽东名将李成梁；徐渭长李如松28岁，万历四年相知相识，李还是一个28岁的青年，对徐渭很尊重。万历九年访马水口，《赠李长公序》和《赠远宁公序》讨论的是辽东的军事地理和军需供应。李如松和徐渭书函往来频繁，万历十四年端午，还给徐渭寄来五两酒银，万历十五年以总兵镇守宣府，邀请徐渭再入幕，可惜徐渭到了徐州半途折返了。这次如果顺利参与，徐渭可能会活得更久而遇到更大的历史事件——万历 ；是小儿徐枳被推荐到李如松幕中。
万历十七年（），徐渭用李如松赠送的十五斤人参为资本，刻印了《徐文长初集》和《阙编》。万历二十年（壬辰，），和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的万历 中，李如松都是对抗日本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侵朝战争的主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有一套理论支持的，就是“大东亚”构想；这个侵略理论，在年甲午战争、年的日俄战争和年的中日战争中再次还魂；而李如松所英勇捐躯的万历 ，奠定了此后三百年东亚的基本军事格局，功莫大焉。而《明史》的作者，无论写《李成梁传》或《李如松传》，都曲尽诋毁之能事！末段云：“二十五年冬，辽东总兵董一元罢，中旨特用如松。如松感帝知，气益奋。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徐渭能为李如松这样的名将和忠烈相知，是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的。盛先生详说了“入胡宗宪幕”，申说了“诱王直”非徐渭之计，“王翠翘”也与徐渭无关。而徐渭为幕的“弱点”是“张扬”，和“幕客”的“隐忍”恰恰相反。这一点，徐渭是有“自知自明”的，要求以“宾”礼待之；其次是在胡幕中写了不少“谀词”，代胡宗宪拍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的马屁。徐渭在《幕抄小序》中有所辩解：“今存者半耳。……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我有说存焉，余不能病公，人亦或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徐渭为幕，不欢而散的，只有李春芳！后人有说，徐渭的“污点”是在“政治上”跟了严嵩，站错了队；实际上，“严嵩的传说”，有《明史》作者宣传的“功劳”在，李春芳才是严嵩一伙的；徐渭捍卫儒生的尊严，是反抗和不肯合流的。
《徐渭传——多才多艺为名士遭困遭难成畸人》（《徐渭研究》页）是年后出的，大约1万字，为徐渭一生一掬同情之泪。
徐渭是其父62岁时与苗宜人的婢女所生。渭百日而其父亡。6岁入小学，初学于管士颜，读唐诗“鸡鸣紫陌曙光寒”；八岁学时文于陆文望，十二、三岁学琴于乡老陈良器先生；十四岁从王庐山先生谱曲（打谱一月得廿二曲即自谱前赤壁赋一曲）；十五、六岁学剑于武举人彭应时。渭言，“俱不成”。前文叙及《畸谱》载师者15人，师类5人。苗嫡母对徐渭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没有经历和见识过近时的风尚，是无法想象徐渭所受的教育的，学文、学琴、学剑，一代人的希冀，压力也尽大的。嫡母苗氏的努力，也折射了那个时代的风尚。徐渭《畸谱》云：“苗宜人，渭嫡也。教爱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报也。”又，《嫡母苗宜人基志铭》：“宜人性绝敏，略知书。……其保爱教训渭，则穷百变，致百物，散数百金，竭终身之心力，累百纸不能尽。渭粉百身莫报也。”（《徐渭集》卷二十六，P.）后，又有《感梦祭嫡母文》。
徐渭20岁童试为诸生，有资格参加乡试。然八试八败，俗语所谓“场场赶考、科科不中”好像就在讽刺徐渭。32岁得廪科，月领廩米六斗。二十七、八岁始师事季本，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当年，王阳明辅导过的学生，中举的概率是很高的；徐渭当年请求童试复试的文章，已经相当成熟。明代科举的“吊诡”和“腐败”，在徐渭身上，就有很好的体现。徐渭一生四次婚姻，发妻潘氏生徐枚，因“肺结核”，在19岁早亡；徐渭二十九岁买杭女奉母，次年卖；三十九岁入赘“杭之王”，“秋，绝之”；四十一岁，胡宗宪一手包办，娶“湘女”张氏，次年生徐枳，四十六岁，“杀张下狱”。六年的牢狱之灾，因友人的救助和万历改元而获得释放。当时已有“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的二审制度以及“保释”和“假释”等。
盛先生在《徐渭传》中再次简要申述了徐渭与《金瓶梅》的关系。我倒认为《徐渭研究》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徐渭的一生，是可以和《金瓶梅》相互发明的，因为《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徐渭的生存背景，对当世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盛先生《徐渭研究》的工作，也堪称“与徐有功、于越有光焉”！
四、附论：毛泽东话《金瓶梅》，兼及明朝灭亡的原因
下面再穿插申述一点《金瓶梅》的话题，可以兼及明朝灭亡的原因。还是先从毛泽东的评论谈起。
毛泽东常从历史的高度和政治家的眼光看待中国古典小说，他对《金瓶梅》的谈话和评鉴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深刻性。
年2月，毛泽东讲:“《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年，毛泽东亲自推动，《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重印了部。毛泽东说:“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所有购书者的条件是45周岁以上、已婚、省军级以上，并编号登记造册。
年12月至年2月，毛泽东和一些同志在杭州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版），再次谈及《金瓶梅》，“《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年谱》载，年12月16日有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第四卷，页）毛泽东的心思是很细密的，《金瓶梅》确实详细描述了经济细节和经济压迫。年12月，毛泽东又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年8月，指出：“《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暴露黑暗”。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无疑将更深刻地理解明代社会和《金瓶梅》对当世的警示意义。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语，提的很高，“经济基础”、“暴露”、“老祖宗”——“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