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安托瓦内特·福克是继波伏娃之后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运动旗帜性人物之一，她认为两性存在本质差异，并将性别差异理论化，开创了本质主义女性学。从年参与发起“妇女解放运动”（M.L.F.）开始，福克对女性命运、价值的思考和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行动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其思想更具当代性和现实意义。而在新书《两性》中，福克深入探讨了两性的根本差异，以及厌女症盛行的原因，她指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我们生来是小男孩，或者说是被阉割了的小男孩。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身份只能是衍生的、消极的，因为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来，这是由女性没有阴茎或没有足以和阴茎媲美的等同物决定的。
[法]安托瓦内特·福克著
黄荭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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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从生殖期就开始了
福克
就在我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确信有两性存在，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平等措施能够消除两性差异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正式存在的只有一种力比多，而这种力比多是男性的。
这就是现存的关于性的唯一话语所要表明的：由弗洛伊德提出，后来被拉康和比男人更阴茎崇拜的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所强调。
其他人则对此沉默，态度模棱两可，他们虽然曾在不同的运动、场合有机会揭露这一真相，但并未真正致力于著书立说。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做过一些尝试，但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换而言之，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这么说过，她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但殊途同归）。我们生来是小男孩，或者说是被阉割了的小男孩。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身份只能是衍生的、消极的，因为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来，这是由女性没有阴茎或没有足以和阴茎媲美的等同物决定的。
《过春天》剧照
在性一元论中，性别的判定是非此即彼：有阴茎的是男孩，被阉割了的就是女孩。阉割的秩序（法则）规定了菲勒斯经济学，如拉康所说，没有了阴茎，一切享乐和欲求都被悬置了。从女人承认自己真的被阉割了或可以象征地被阉割的那一刻开始，她们就在菲勒斯秩序下合法化了，即使拥有的只是消极的合法性。许多女人宁愿安于这样的现状，而不去构想一种能与菲勒斯秩序互补的象征秩序。
从生殖期，即性心理生理成熟期开始女人便能够孕育生命，被等同于性器期，也就说男孩的前生殖器期，以对自己的性器官感兴趣为特征。因此，意识到子宫的意义和作用，将其象征化和并进行构建，否则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进入生殖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不可能的。
子宫不被认为是积极的、有生殖力和象征意义的器官，而是纯粹作为一个“地方”（我们常说子“宫”），更有甚者，从词源上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在后面”（usteros）的地方，它是史前或生前的，唤起或只能唤起回归。雌性的生殖性因此被认为是纯生物学意义的，是在心理和语言（甚至是最最原始的语言）形成之前的自然物性。对于那些只能想到菲勒斯的人而言，这个地方被幻想成绝对此在、通往黑暗大陆的黑洞，更糟糕的是，被当作是精神病和“白噪音”的源头。然而，仅仅对那些从子宫出来后再也不回去的人和那些主要以被动的方式与子宫接触的人——儿子而言，这个子“宫”是彻底的“在后面”或“在自己后面”。不过，在菲勒斯的构想中，似乎男人和女人只能把母亲（母亲的身体或肉体）当作生产孩子（唯一主体）的地方或客体。
然而，产妇并不是一个客体，孩子对她而言也不是一个客体：孕育和分娩的女人并没有呆在“后面”；她在操劳，在陪伴，和这个将要到来的主体一起迎接它的到来。如此一来，她并非回到母体自身；而是在自己的体内接纳这最初的生命体，在生育时将自己向前和向外投射。
如果女性只局限在菲勒斯的认知中，且不理解参与到身份回归与融入进程中的必要性（心理层面上的，而不是生理层面上的）——只有这个进程才能避免菲勒斯身份认同的逻辑——，女性就不能真正进步。她们要么变成女儿子（filses，假小子），要么继续做癔病患者（从字面上意思上看，指受子宫困扰的人），同时受遗忘症（忘了自己有子宫）和记忆恢复（记起自己有子宫）之苦，就像一次糟糕的母体特征切除术。因为每个女人都被认为应该跟子宫割裂，对子宫采取排斥态度，而不是将它视为融入整个身心成熟过程的一环，这种成熟以成年男女拥有共同繁衍后代的能力而告终。
当女人生下女儿时，这一回归融入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双重的。然而只有女人生了儿子，她才真正有权利在文化象征场域中被称为母亲。换言之，并不是生育使女人成为母亲，而是她在传宗接代的父权制架构内部拥有的称谓和地位。同样地，我们只会认为一个年轻姑娘与男人有关系时（发生性关系/跟她结婚/给她合法地位）才成为女人，而不是因为她有生育能力：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时刻，是不想去细究的思想的黑洞。
《过春天》剧照
几乎可以说“女性特质”（不是“女性”这个概念，而是每个女性独特却共同的现实状况）不存在，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因为甚至是我们最常说的“阴性”通常也不过是个隐喻，是男性对女性的幻象（是一种再造或制造），甚至是男性赋予自身的另一个性别，也就是说一种变性。被标榜和被买卖的某种女性特质不是女性内心、身体或享乐的表达，而是女性相对于男性赋予自己的性别，就这样，女性以一种复刻的方式去摹仿男性，从而掩盖了女性自身。女扮男的同性恋（有别于真正的女同性恋）的心理政治逻辑也由此产生，我把女扮男的同性恋描述为反反串（采取反投射的模式），因为她追求不在于女性自身的地位，而只在于重复想象中的性别倒错过程，用一种盲目崇拜替代了另一种。
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用“阴性”（femelle）而不是“女性”（féminin）这个形容词——英文里的“阴性书写”（femalwriting）就保留并使用了这个词。对我而言，“阴性”这个词不会让我联想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前心理和先文化的范畴。让我能在定义人类特性的可思考的文化壁垒中去理解只落在女性头上的铸就血肉之躯的责任。
这并不是反菲勒斯或反俄狄浦斯情结。小女孩（甚至一个女人）的性器期与阴蒂的性欲活动相符合，至少从结构性上看对男孩和女孩都是一样的。但与在男孩身上发生的相反，这并不是结束。那么对一名成年男性而言，他无休无止的勃起的欲望，凌驾于所谓弱势性别（女性）和自然之上的幻想是否存在别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性器期被认为是思辨的终点，甚至可以认为是男人的最终阶段，如果他也对从生殖期沦为性器期产生质疑的话。
《过春天》剧照
菲勒斯，男性生殖器的体现，和身体分离并想象它永远处于勃起状态，这是一种自恋的幻觉。它被当作并且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表达出男性对于阉割的反抗，尤其表达出了对于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于身体受孕的否认，它是勃起的载体。但这种幻想与现实中的两性情况以及雌性身体的孕育生产能力是矛盾的。于是这也成为了一种第四期的假象，这种假象掩盖了“第四维度”的现实，对于女人来说，也就是子宫维度（子宫期和子宫本身）。这是一种否认的信号，这种否认不仅是对现实原则的否认，更是对现实本身的否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男性的生殖器构造实际上是性成熟前的。因此这种对阳具的推崇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即意味着它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生育层面都是至高无上的。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迷思。
成年男子不得不承认自己真实的生殖器的松弛以及延后勃起。“生殖器”结构将这种现实纳入了阉割的野蛮幻想（就像是对阴茎异常勃起者的肛门性虐待的惩罚）。成年男子同时还应该放弃对阉割的反抗（小男生的自恋式防卫），以及在孕育期间从肉体和心理上放弃对孕育的操控。
但是上帝，在那些将他想象出来的人们的幻影里，不愿意放弃对孕育的操控。《圣经》里充斥了这种疯狂的控制欲的例子：在夏娃被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制造出来后（一个颠倒的创世记一直没有让多数人感到惊讶），上帝赐予女人一个衍生的身份，而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他随意地打开和关上女人们的子宫（撒拉在岁前都不能生育，亚伯拉罕于是和女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对上帝而言，他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但也是私生子；后来撒拉怀孕生下了以撒——这就是当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起源）；然后上帝判决夏甲犯有通奸的罪名（她可能将一个不是父亲亲生的孩子带到了家庭中）；最后上帝让步了，他承认他的人子有一个肉体上的母亲，前提是她必须保持处女之身，就像《以弗所书》里的雅典娜或狄亚娜一样，但被剥夺了神性。这些故事已经众所周知我也就不复赘述了。
我们知道教会一直不停地表明它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很多国家同样也有操控生育的疯狂：有些国家禁止堕胎，而另外一些却禁止生育。这世上是否有一个国家没对制定针对女人身体的法律？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及实现女人在象征领域的独立呢？拒绝平均主义的对称化，即把自己看作是另一性别象征化的可能的同盟，而不是像被阉割了的孪生兄弟，遵从不变的、永恒的秩序。
但是若想在人类繁衍过程中去思考属于每一种性别自身的部分，就要同时承认性别差异和男女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象征权力的平等，这就会在所有层面上都碰壁，不仅仅是象征层面，还有一整套要淡化这个问题的理论政治体系，也就是说以菲勒斯一元论的信条之名，掩盖女性性别和性别经验存在的事实。
责编：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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