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O本名伯沙·帕彭海姆，她是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中的第一个案例。约瑟夫·布洛伊尔是在年末到年6月对伯沙·帕彭海姆进行治疗的，但是直到10年之后，在弗洛伊德的压力下，他才同意发表此案例。
布洛伊尔通过治疗安娜·O发现，病人一旦把癔症症状发生的情形与引发症状的事件联系起来，症状就会消失。而情绪一旦与初始的诱发事件联系起来，患者就能够用清晰的语言自由的表达出来，那么情感就不再成为维持癔症症状的能量基础了。被称为“谈话治疗”。
安娜·O的案例和《癔症研究》中的弗洛伊德另外四个案例的治疗及理论研究是迈向弗洛伊德名字所代表的理论的蹒跚的第一步，标志着精神分析这一新方法的孕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安娜·O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病人，她的治疗比名义上弗洛伊德的新科学的诞生早了15年。多年以后，弗洛伊德称是布洛伊尔开创了精神分析，只是没有使用这个名称而已。所以布洛伊尔对安娜·O的治疗是精神分析的开端。
年，弗洛伊德到美国克拉克大学访问，发表第一次演讲时，他指出安娜·O的案例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最早的公开物：
如果谈到开创精神分析学派的功劳，这个功劳不是属于我的。精神分析理论最早的创立并没有我的份。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正在准备我的毕业考试，是另一位维也纳精神科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最早运用这种方法治疗一个患癔症的女孩。
欧内斯特·琼斯作为弗洛伊德的官方传记作者，他揭示出安娜·O的案例的结局，与《癔症研究》中布洛伊尔描述的结局完全不同。
第一，涉及布洛伊尔和病人的关系，琼斯说弗洛伊德告诉他，布洛伊尔与安娜·O陷入了感情纠葛，并且他的妻子发现了这一点，感到嫉妒、不快和闷闷不乐。布洛伊尔决定终止治疗，并告诉了病人，此时安娜·O的病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布洛伊尔又被叫回到安娜身边，因为她旧病复发，表现出强烈的兴奋状态。当时她的状态就像处在分娩的巨大痛苦之中，说怀了布洛伊尔的孩子，并且就要出生了。布洛伊尔感到极度震惊，他尽力使并人安静下来，然后匆忙逃离。第二天就和妻子到威尼斯二度蜜月，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
书信佐证：在弗洛伊德当时写给玛莎的信中，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记述，玛莎立刻把自己放到布洛伊尔妻子的立场上，希望同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弗洛伊德自责她不应该毫无意义的假想别的女人会爱上她的丈夫：“只有布洛伊尔身上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琼斯还指出，治疗远远没有结束病人的痛苦。
琼斯享有查阅弗洛伊德家庭信件的特权，他写道：可怜的病人旧病复发，搬到了位于GrossEnzersdorf一家的疗养院。治疗终止一年之后，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吐露，她的状态真不如死去，以免受精神错乱的痛苦。但是，后来她的状态有所改善，并且戒掉了吗啡，安娜·O白天很好，但是到夜晚来临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幻觉，那时候安娜·O不止一次拜访玛莎，在玛莎和弗洛伊德结婚之后，他们就更熟悉了。
这些资料主要来自弗洛伊德的口述，和年以来他没有发表的家庭信件。
然而琼斯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可靠，首先布洛伊尔的女儿出生在年3月11日，不可能是年6月他们二度蜜月时怀上的，其次，GrossEnzersdorf并没有发现一家疗养院，也许跟Inzersdorf搞混了。但是艾伦伯格在这家疗养院也没有发现有关伯沙·帕彭海姆的病案记录。
艾伦伯格的考证：艾伦伯格找到了瑞士小镇克洛伊茨林根的贝尔维尤疗养院，并在那里找到了布洛伊尔所写的伯沙的原始病例，病例记录的时间是年7月12日到10月29日，艾伦伯格汇总的布洛伊尔的记录以及伯沙住院医生的补充记录，得出如下结论：
据荣格说，弗洛伊德曾告诉他，这个病人并没有被治愈。事实上，这个著名的“宣泄治疗第一成功案例”即没有治愈也没有起到宣泄的作用。安娜·O成了严重的吗啡成瘾者，她的一些最明显的症状并没有消失（在疗养院只要一躺下就不会说德语）。琼斯所记述的安娜·O曾经有过怀孕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分娩痛，这些症状在病例中并没有得到印证。
阿尔布雷赫特·赫什米勒的考证：他在维也纳找到了Inzersdorf疗养院的病历记录，伯沙在年7月到年7月之间，曾经3词在这里住院，并对布洛伊尔的诚信产生了质疑，认为伯沙仍处于疾病的痛苦之中，布洛伊尔曾一反常态，拖延了很久才发表这一案例。
约翰·福里斯特查阅了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弗洛伊德和未婚妻之间的通信，伯沙在治疗意外结束之后被关进了疗养院，情况继续恶化。几个月后，弗洛伊德写给玛莎的信中提到：
“我想伯沙又进了GrossEnzersdorf的疗养院。布洛伊尔一直谈起她，说真希望她现在死去，那样这个可怜的女人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了。他说她不会好了，她的精神已经完全错乱了。”
马尔科姆·麦克米兰对这一案例做了深入分析后，也发表了自己关于治疗结果的看法：布洛伊尔暗示安娜·O被治愈，这一点是错误的。安娜·O在停止治疗五周之后病情复发了，这是她四次病情反复发作中的第一次。年7月12日，她被收入瑞士克洛伊茨林根的贝尔维尤疗养院，一直待到年10月29日，她的许多症状仍然存在，包括歇斯底里特征、语无伦次、意识改变以及面神经痛。她的症状直到离开贝尔维尤时也没有改变。
汉·伊斯瑞尔认为弗洛伊德直接参与了谎报案例的事件，他知道安娜·O根本没有被布洛伊尔治好，但他只跟几个密友提及此事，弗洛伊德在公开场合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米凯尔·博尔奇——雅各布森找到了一些新证据，并增加了新内容：那个病人除了案例中所描述的那些情况之外，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但是过后她还活着，生活得非常健康并且广泛地参与各种活动。
荣格在年的一次私人研讨会上，谈到弗洛伊德对于自己早期一些案例不可信的私下的评论。
玛丽·波拿巴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在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弗洛伊德告诉她的“布洛伊尔的故事”，安娜·O病情复发，她产生了怀孕的幻觉，布洛伊尔逃跑了。
还有大量的二手文献需要对安娜·O所遭受的痛苦给出另外的诊断，以取代布洛伊尔的“癔症”诊断，这些说法包括精神分裂症、结膜性脑炎、颞叶性癫痫、抑郁、药物中毒和与情感障碍有关的退缩，甚至是装病。
癔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癔症一直被医学研究者们解释成一种身体的紊乱。现在我们把这种失调当做是一种极端的心理状况。但直到上世纪末，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特定生理病理学机制的身体疾病，这种机制包括：子宫游移、子宫沸腾、卵巢躁郁、消化紊乱或月经失调，脊椎或大脑机能障碍等。
布洛伊尔最终将其诊断为癔症，这无异于宣布没有发现症状的生理病理基础，缘由是：
1.伯沙被父亲指责后，拒绝再次去探望，继而出现两周左右的完全失语。布洛伊尔强迫伯沙谈她的父亲，导致她的失语症加剧；
2.布洛伊尔发现，通过反复刺激，伯沙可以在晚上使用白天用过的关键词讲故事，她的病情有所缓解。
年6月7日，伯沙被强行送去了维也纳城外的Inzersdorf疗养院，布洛伊尔写道：帕彭海姆的病情在持续了一年（年7月到年6月）之后的那个冬天开始出现转机，逐渐从最高峰时的嫉妒挛缩、完全失语和视觉紊乱中好起来。右侧的麻木和挛缩逐渐减少，语言逐渐恢复，虽然不能用德文讲话，斜视消失，眼睛的偏差和视力问题完全好转。这一切都意味着她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到了疗养院之后的几天，精神症状达到了最高峰。
在Inzersdorf疗养院布雷斯劳尔医生给伯沙开三氯乙醛来帮助睡眠。年伯沙到了贝尔维尤疗养院后，劳帕斯医生病例记录当时伯沙在使用吗啡，需要用越来越大剂量的吗啡来缓解非常严重的三叉神经痛。
伯沙接受的药物治疗是治标不治本的：三氯乙醛是用来改善睡眠的，而吗啡只是用来降低三叉神经痛的疼痛感以及抑制之后的痉挛，两者都不是治疗癔症应该首选的药物，布洛伊尔最重要的治疗方法是帮助病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刚开始是各种奇思幻想，后来是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事件，这些事件正是她症状的根源。
劳帕斯医生写了一份伯沙在贝尔维尤疗养院情况的报告，并把这部分添加到了布洛伊尔的报告后面，使伯沙年7月12日到10月29日在疗养院期间的情况总结：伯沙面部神经痛在每晚相同的时间出现，几个星期之后，疾病发展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疼痛日益严重，最终导致眼睛无法睁开，并且完全失明，直到后来开始使用吗啡，病情才开始出现好转。
阿尔布雷赫特·赫什米勒找到了伯沙在Inzersdorf疗养院的住院记录：伯沙年待在那；年7月30日，到年1月17日；从年3月4日到年7月2日；从年6月30日到年7月18日。医院每次给的诊断都是“癔症”，她的精神状态检测结果记录为“躯体疾病”。第一次、第三次被描述为“康复”,第二次被描述为“改善”。
年8月5日，弗洛伊德给未婚妻的信中，说他那天跟布洛伊尔在一起并且得知：伯沙又一次进了GroossEnzersdorf的疗养院，布洛伊尔一直在谈论她，他说他希望她已经死了，那么这可怜的女士就可以摆脱痛苦了，他说她永远不会好了，她完全被毁灭了。
疗养院诊断的是“癔症”，这可能不过是她先前存在的主要症状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对心理问题的新诊断。导致她进入疗养院的原因有可能不是癔症的复发，而是面部神经痛的加重以及吗啡成瘾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这其中没有癔症方面造成的痛苦的标志，因此假设对伯沙癔症治疗失败是没有根据的。
年年底，弗洛伊德又跟他的未婚妻叙述道：“你的好朋友伯沙·帕彭海姆在Inzersdorf疗养院表现得很好，正在摆脱她的痛苦和她的吗啡成瘾，并且体重急剧增加了，你一定很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年1月13日，伯沙已经离开了Inzersdorf疗养院，布洛伊尔写信给宾斯万格：“今天我看到了年轻的帕彭海姆。她的健康状况良好，没有痛苦和其他烦恼。”
年11月28日，玛莎写信给母亲和妹妹说道：“我这周也去看伯沙了，但是只看到她母亲，她很友好。伯沙很明显的格外的好，她正在学习做衣服以消磨时间。”
年5月31日，玛莎又一次写信给她母亲：“昨天中午伯沙来看我了，但是她又相当可怜了：每天傍晚5点以后，她就陷入一个糟糕的状态，感到自己很无用。一整天她都表现得很聪明、健康，但是又回到了根本不吃任何东西的状态——这个状况真让人非常难过，不是吗？”
可以确定，从年夏到年6月，直到年，折磨伯沙·帕彭海姆的所有症状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在年1月以后，伯沙每晚有一小时不能说德语，但没有明显出现其他癔症症状，有证据表明，在布洛伊尔完成对伯沙的治疗后，她仍遭受面部神经痛、吗啡瘾的痛苦、甚至可能还忍受着解离的折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布洛伊尔在治疗过程中所针对的那些癔症症状仍然存在。
弗洛伊德对癔症做了三重区分：“从治疗的观点来看，有三个任务必须被分开：癔症倾向的治疗、癔症爆发（急性癔症）的治疗和个别癔症症状（部分癔症）的治疗。”对于第一个任务，他坦白承认，癔症倾向是不可能被去除的，但可以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癔症的爆发。作为第三个方面，弗洛伊德说了这样一段话：
只要急性癔症存在，对于个别癔症症状的治疗，没有成功的希望：症状不能根除或被新的症状所取代。最后，医生和患者都会变得疲倦。如果癔症症状是按常规发展的急性癔症的遗留表现，或者能够找到特定兴奋原因的慢性癔症，情况就不同了。
在四年之后的《通信序言》的结束章节，可以找到对上述观点的呼应：只要癔症是一种倾向，我们就不能治愈它。我们不能阻止催眠样状态的复发，在急性癔症的产生阶段，我们无法阻止好不容易治好的症状，立即被新的症状所取代。但是一旦急性症状结束之后，任何以慢性症状或发作形式存在的参与症状常常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最终消除。我们的方法是彻底的，它的功效远超过现在心理治疗师所使用的暗示法。
弗洛伊德是这样强调该方法对于急性癔症的无效性：在我们遇到的是正处在症状最活跃期的急性癔症，自我已经持续不断的被疾病所淹没（即处于癔症的精神病期间）的情况下，宣泄疗法在改变症状和病情进程方面能做出的改变很小。
弗洛伊德认为，为急性癔症开麻醉药是重大的技术错误，他说：患有歇斯底里的神经系统无一例外的对内服药物导致的化学反应产生阻抗，并且以一种固着的方式对麻醉药如水合氯醛和吗啡进行反应，而安娜·O后来症状的复发主要为急性面部神经痛，还有对水合氯醛和吗啡这两种药物的上瘾。
在弗洛伊德看来，有一个原因对布洛伊尔的治疗的结束有破坏性的影响，该因素也是他与布洛伊尔不断引进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伯沙·帕彭海姆与她的医生情感纠缠的问题，在《癔症研究》的最后部分，弗洛伊德将病人在他的医生面前丧失独立性，其实是变得对医生有性的依赖的情况，或者说是在治疗中出现的病人对医生的想法发生转移的情况看做是宣泄治疗的阻碍，这个后来被称为“移情”。
弗洛伊德给茨威格的信中写道：此时他手中就握着可以开启“地狱之母大门”的钥匙，但是他丢弃了。虽然拥有出众的才智，他的本性中却没有一点浮士德的精神，出于恐惧他逃离了，将病人丢给一个同事，此后数月，她一直在疗养院里努力的重获健康。
对于我的这一构想，我深信不疑，于是把它发表了出来。布洛伊尔最小的女儿看到了我的这个说法，并且问了她的父亲，她证实了我的看法，她后来告诉了我。
由此看来，安娜·O案例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因素了，这是布洛伊尔否定过的，这也为在父亲的床前出现蛇的幻觉提供的一个解释，就是乱伦幻想，随后出现的虚弱、节食和拒绝上床就不仅仅与怀孕幻想相似了，还跟乱伦有关，布洛伊尔成了安娜的代理父亲，是一个能让她偶尔吃东西的人，而且是在她的“私人剧院”陪伴她的人。整个过程可以被凝缩为两个显著的概念：防御和性欲。
布洛伊尔在性欲和防御问题上，立场非常接近，比如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当我断言妇女的绝大多数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都能从婚姻中找到根源时，我并未觉得我夸大其词。”他又接着补充道：“与性无关的恐吓、焦虑、害怕导致了癔症现象的发展，这是不证自明的，并且也是被我们观察所充分证明了的。”他再次写道：“癔症患者的性需求，无疑和正常人一样，具有个体间的差异性，也并不比大多数人强烈。但是，他们因此患病了，这绝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同它斗争，他们抵制性欲。”他又立即写道：“提到性欲癔症，我们必然想起由恐惧导致的癔症——叫创伤性癔症较贴切——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癔症形式之一。”只是他仍持保留态度。
在《癔症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将不解决移情的结果描述为用一个新的病症来代替原来的癔症症状。如果布洛伊尔在治疗中，病人缺失对他投入了爱慕之情，他会把它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个人的烦扰，而不是神经官能症的变化。未被处理过的移情，影响扩展到了病人治疗后的生活。没有解决的性驱力对人格和成就具有重大影响，弗洛伊德在年又写道：
“随后疾病正常发展，但是她是一个具有缺陷的治愈。现在她已经70多岁了，从未结婚，正如布洛伊尔所说，没有过任何性关系。在完全放弃性功能的情况下，她才得以保持健康。布洛伊尔的治疗，可以说帮助她克服了哀痛。有趣的是，只要她还能动，她就将自己完全献给了她主要白癜风怎么能治好白癜风医疗的饮食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