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分析研究的意义
《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开端。因此，值得简要地考察一下这是否及在哪些方面真是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两位作者对该书的贡献多少将留在下面考虑，而我们把该书看作是一个整体。该书对其后开展精神分析的整体可以方便地分为两部分，尽管这样的区分必然是人为的。一部分是《研究》中所描述的技术程序和临床发现上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和以什么方式为精神分析铺平道路？另一部分是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何种范围内被接受，以后成为弗洛伊德的学说？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事实，弗洛伊德的成就可能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发明了对人类心灵进行科学考察的第一个手段。本卷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使我们能追踪这个手段在发展中的早期阶段。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克服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障碍的故事，而是发现前进道路上必须克服的一系列的障碍。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O本人证实并克服了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即癔症病人的记忆缺失（amnesia）特征。当这种记忆缺失表现明显时，立即可明白这不是病人的整个心理特征，在其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问题不是只简单地研究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对它的研究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方法就足够了。如果也有一些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则显然需要某种特殊手段。对此，催眠暗示是个明显的手段，这个手段不是直接针对治疗，而是说服病人展现从潜意识的心理中产生的素材。对安娜·O似乎只需要稍微地使用这个方法，于是她从“潜意识”状态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素材，而布洛伊尔所做的就是坐在一旁听着而不打断她。但是这工作并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埃米夫人的病史表明对弗洛伊德来说，要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催眠暗示，听病人所讲的一切而又不予打断，或从中抓住其关键，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何等地困难。更何况，并非所有癔症病人都像安娜·O那样顺从；每个人也不像她，在明确表达后能容易地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在这方面更进一层的障碍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与催眠术行家相比相差甚远。在这本书中，他说明了他是如何战胜困难的，他如何逐渐放弃试图使用催眠术，并促使他的病人进入“集中注意”（concentration）的状态，并偶尔用手按在病人前额。但放弃催眠术（hypnotism）却使他进一步洞察了心理过程。它揭示了另一个存在的障碍：即病人“抵抗”（resistance）治疗，不愿在他们的治疗中互相协作。如何对待这种不愿意？是否应对他们大叫或取消暗示？或像对待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单纯进行调查？弗洛伊德对这第二种方法的选择直接引导他花费全部的生命去探索未知世界。
在《研究》发表后的数年里，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有意暗示方法，逐渐越来越多地依靠病人的“自由联想”流，由此展开了梦的分析（即释梦）。首先，梦的分析（dream—analysis）使弗洛伊德洞察了心理的“原发过程”（primaryprocess）以及影响我们产生较能理解的思想的方式。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新的技术方法，即“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法。其次，梦的分析使他能够进行他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使他后来能够发现婴儿的性和俄狄浦斯情结。除了某些甚微的暗示外，所有这些事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他在本卷最后数页遇到研究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即“移情”（transference）。他已微微感觉到其难克服的性质，甚至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障碍，而且也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
《绪言》的两位作者所采用的主要理论观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简单的。他们认为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如果一种经历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则情感或以各种有意识的反射性行为“释放”出来，或与其他有意识的心理素材联在一起逐渐地消磨掉。而另一方面，癔症病人却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会提到其理由）。他们的情感处于“窒息”状态，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因此，癔症的症状表现是情感记忆，这被看作是“记忆象征”（memoricsymbols）即被压抑的记忆的象征。这个病态结果的发生可以解释为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是在最初经历中，病人心理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其二是那个经历与患者的“自我”（ego）不相容，于是产生“抵触”。上述任一情况下，“宣泄”法（catharticmethod）的治疗作用的相同基础是：如果最初的经历伴随着情感的发生能够进入意识，则情感可通过行为而释放或“发泄”，而控制症状的势力则停止发挥其作用，于是症状就消失。
所有这些似乎十分肯定，但还有一些见解表明有许多问题仍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情感需要被“释放”？为什么未被释放的情感的结果是如此地难以应对？这些基本问题在《绪言》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尽管作者死后出版的两份草稿（a和d）中已简要地提示了这些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已提供了假设解释。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实际上在他年1月11日的演讲中已阐述了这个假设，但在《绪言》中却被删除了。他又在他第一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a）文章的最后两段中提到了它，他在这里特别说明，这个假设是一年前《绪言》中发泄理论的基础。但这个基本假设的第一次正式产生和给予名称是在年布洛伊尔所写的本卷中的第二部分。十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一最基本内容，却首先由布洛伊尔做详细的讨论，而弗洛伊德本人尽管偶尔提起这个主题（正如在他的文章《本能及其变化》前几页中所说的），但在写《超越快乐原则》（g）前，他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正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他确实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提到这个假设的名称，具体日期不清楚，大约在年（草稿D，a）。他虽然在出版《研究》后的数月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用另外的一个名称，但他仍然全面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而直到55年以后，草稿D和《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才问世。
“恒定性原则”（这术语是给该假设起的名称）可以用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用的术语来下定义：“心理结构努力保持尽可能低的兴奋量，或至少保持其恒定（标准版，第18卷，第9页）。”布洛伊尔在下面用很相似的术语，但偏向神经病学方面说明，它是“一种保持脑内刺激恒定的趋向。”他书中第页以下的讨论中表明，情感在癔症病因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其伴有大量刺激的产生，这些刺激转而按照恒定性原则释放。同样，创伤性经历也具有病理的作用，即产生大量的刺激，其数量之大以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处理。因此，《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临床上必然用（恒定性原则中所表达的）更一般的趋势来解释发泄情感和变得受压抑的病态结果，以保持刺激的恒定。
人们常常认为《研究》的作者把癔症现象只是归因于精神创伤（traumas）和对创伤的根深蒂固的记忆，并认为直至后来，弗洛伊德才从强调婴儿期创伤转至婴儿期幻想，而达到他的重要的“动力学的”精神过程的观点。然而，从他所说中可知，恒定性原则形式的动态假设是以创伤和宣泄为基础的理论。当时代发展，人们的见识开阔，认为本能比经历具有更大的重要作用时，已无必要修正这个基本的假设。实际上，布洛伊尔已指出，“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的作用导致兴奋性的增加”，而产生释放（discharge），强调“性本能”的重要作用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的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源泉”。再者，所有不相容的冲突（conflict）和压抑（repression）的观念很显然是因为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兴奋性的增加。这导致进一步的思考，即正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7页）一书中所指出的“快乐原则”本身与恒定性原则是紧密联系的。他甚至进一步阐明快乐原则“是趋向执行某一功能，其作用或是完全释放心理结构的兴奋，或是保持一定量的兴奋，或是尽可能保持低水平的兴奋”。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把“保存的”特性归因于本能，“强制性的重复”也见于恒定性原则的同一阐述段落中。由此可见，弗洛伊德这些早期《癔症研究》所依据的假设仍是他后期推想的基础。
三、两位作者之间的分歧
这里我们不予考虑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个人关系。这在《厄内斯特·琼斯传记》的第一卷已做了充分的描述，但简要地讨论他们在科学上的分歧是我们关心的。第一版的序言中已公开提到这种分歧的存在，而在弗洛伊德以后出版的书中，这种分歧更大了。但十分奇怪的是在书中，他们的分歧很不明显，尽管《绪言》一书是他俩唯一的一本公开的共同著作，但不易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各人在不同内容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而确信地说，后期的技术发展及其由这些技术而引起的抵抗、防御（defence）和压抑这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归功于弗洛伊德的贡献。从书的第页说明显而易见，这些概念是如何在强制性方法取代催眠术之后出现的。弗洛伊德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d）中宣称，“压抑理论是构成精神分析结构的奠基石”，并对所得出该结论的方法作出和本书所述的同样的说明。他也坚持认为是他独自触及这个理论的，而其发现史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种信念。同时，他在这同一段落提及叔本华（Schopenhauer，）对压抑这一概念的注解，而弗洛伊德只是在后期生活中才读到他的文章。最近已有人指出“压抑”一词来自于19世纪早期心理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的著作中，他的许多观念对弗洛伊德周围的许多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他的精神病学方面最亲近的老师梅纳特的影响。但是，这些细微的迹象丝毫没有贬低弗洛伊德理论的独创性，而是以这些为经验基础，这在《绪言》（第10页）中其最初表述可以看出来。
相比之下，布洛伊尔无疑独创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我们不久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布洛伊尔可能负责两个术语即“宣泄”和“发泄”。
但是在《癔症研究》中，许多理论性的结论是两位作者合作期间讨论的产物。布洛伊尔本人评论道，难以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谁为先后。除了受沙可的影响，这是弗洛伊德一直强调的，还必须记住的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均基本忠于赫尔姆霍茨学派，他们的老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是该学派中一位杰出成员。《癔症研究》中的许多基本理论是出自那个学派的学说，即所有自然的现象最终可用生理的或化学的力来说明。
我们已清楚虽然布洛伊尔是第一个提到“恒定性原则”这个名称，但他把这一假设归功于弗洛伊德。同样，也把“转换”（conversion）这一术语归功于弗洛伊德，但（如下面的解释）弗洛伊德本人声称这只是词汇的应用，而概念则是二人共同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有许多相当重要的概念似乎应归功于布洛伊尔，诸如：幻觉（hallucination）的概念是从想象到知觉的“退行”；知觉和记忆功能不能以同样结构运作这个论题；而最令人惊奇的是约束（紧张的）和非约束（多变的）的精神能量之间的区分及其相应的原发和继发的心理过程之间的区分。
术语“贯注”（cathexis）的使用是在书中第89页第一次出现，其在意义上与精神分析理论是这样的相似，这可能归因于弗洛伊德。当然，主管运送能量的心理结构的部分或全部的概念是以恒定性原则为先决条件的。尽管在本卷中第一次使用标准的实际用语，但弗洛伊德在这之前已用了其他词语表达。因此，我们发现他使用这些术语“能量的供给”（b）、“负载兴奋总量”（a）、“情感提供量”（a）、“兴奋量的移置”（a［］）及他初次翻译伯恩海姆（~）书的序言中的“神经系统中兴奋的移置作用”。
但是这最后的引证提醒我们，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很容易忽视。无疑在《研究》出版之际，弗洛伊德把术语“贯注”看作是纯生理学的术语。这在他《科学心理学设计》（以下简称《设计》）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对该术语所下的定义可以证明（如给弗利斯的信件所示）。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仅仅在几个月后由书面写了出来。在对新近所发现的神经学的本质，即神经元给予说明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对神经元的解释和数量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则我们得出充满一定量的‘贯注的’神经元的概念。即使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为空白的。”弗洛伊德理论在这个时期的神经学上的偏见进一步反映在《设计》一书的同一段中以这种形式所阐述的“恒定性原则”上。给该原则起的名称为“神经元不活动原则”，并定义为“神经元趋向本身数量上的剥夺”。因此，这揭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反论。如我们所见，布洛伊尔宣称他打算沿着纯心理学的路线来治疗癔症病人：“不是从大脑或分子角度考虑，其心理过程将以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述。”但事实上，他的理论内容所 事实是，年弗洛伊德正处于对心理病理情况从生理向心理解释过程的中间阶段。一方面，他提出对“真性”神经症（actualneuroses），即神经衰弱症和焦虑性神经症，广泛地采用化学性的解释（这在他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论文中，b和f）。另一方面，他对癔症和强迫症采用“防御”和“压抑”术语作出基本上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两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论文中，a和b）。作为一个神经病学家，他早期的训练和经历导致他最终拒绝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为终极的解释，他提出复杂结构的假设，试图可能以纯神经学术语描述心理活动。这种意向在《设计》一书达到高峰，以后不久便被放弃了。然而在他生命的晚年，弗洛伊德继续信奉“真性”神经症的化学病因论，并相信所有心理现象最终可发现有生理基础，但同时，他逐渐又转回到布洛伊尔所表达的观点，即心理过程只能用心理学的语言讨论。直至年（在他关于诙谐一书的第五章），他首次明确否认除心理学意义之外“贯注”术语使用的其他意图，并抛弃了所有把神经通路或神经元等同于心理联想的通路的意图。
然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基本的科学上的分歧是什么？在他的《自传研究》（d）中，弗洛伊德说，其中第一个分歧与癔症病因有关，而且可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与防御性神经症”。但在这卷中还是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两人合作的《绪言》中，这两个病因均被认可。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里明显而最突出地强调了类催眠状态，尽管有点半心半意，但他也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在他的凯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而在伊丽莎白的病史中对此概念显得较含糊些。只是在他的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怀疑态度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以后年代（c）发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这种怀疑态度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对杜拉的分析》（c）中，他的脚注里宣称“类催眠状态”是“多余的和误导的”，而这个假设“完全源于布洛伊尔的创始”（标准版，第7卷，第27页注）。
但二位作者之间观点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后来坚持认为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看起来没有料想的那么明显。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关于心理治疗章节的讨论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但是正如他以后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在一处地方断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另一方面，布洛伊尔以最强烈的措词说及数点有关性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书的第~页中。例如（在书中第10页注释）他说：“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关系分歧的满意解释，我们似乎应当看到印刷文字后的东西。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尔是个充满怀疑和保守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结论感到不安。有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年11月8日，大约在《研究》出版后的6个月的一封信中（a，信35）弗洛伊德说：“不久前，布洛伊尔在医生学术讨论会（Doktorenkollogium）上发表有关我的重大演讲，他宣称他转而相信（神经症的）性病因学说，当我为他站在我一边而向他致谢时，他令我不快地说：‘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样。’你能理解吗？我不能。”在《研究》中，阅读有关布洛伊尔所写的，从字里行间我们会产生此人对他自己杰出的发现有一半害怕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尚未肯定的发现有预感而更为难；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牵制，而且为他的同事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
这里列举许多弗洛伊德后期的书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尔的事，这样列举是乏味的，但少数例证可表明他对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书紧接的数年后所发表的许多治疗方法和心理学理论的简短说明中，他尽力显示“精神分析”和宣泄方法的差异——技术上有创新、他对神经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扩展、坚持性病因、建立“防御”动机，以及如我们所知，最后对“类催眠状态”的抛弃。当我们获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关于梦（a）、动作倒错（b）、诙谐（c）、性（d）时——在这之前几乎很少或没有关于这些回顾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a），我们才发现了广泛的历史性的研究。在这些演讲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尔之间工作的连续性，第一个演讲的全部及第二个演讲的大部分已见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另一个长期回顾性的研究《精神分析运动史》（d）用了非常不同的基调。当然，整篇文章的意义引起争议，不足为奇的是在勾画精神分析的早期历史时，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他与布洛伊尔的分歧，而不是对他的感谢。他明确宣布不再把他视为精神分析的创造者。同样，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详述了布洛伊尔不能正视性移情，并揭示了安娜·O分析这一“不愉快事件”的结局。
接下来几乎就像是公开的道歉——这已在书中提到的——意外地归功于布洛伊尔做出对约束的和非约束的精神能量的区分，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的区分。当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最初介绍这些假设时，对其归属权未给予提示，而第一次注明归属权是在关于心理玄学的文章《论潜意识》（e）第五节的脚注中，并在《超越快乐原则》（g，标准版，第18卷，第26~27页和第31页）中予以重注。不久以后，在弗洛伊德给马尔库塞的《简明辞典》（a，标准版，第18卷，第页）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一些感谢的句子：“在《研究》的理论部分，布洛伊尔对心理的兴奋过程提出了一些纯理论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同样在稍后的美国版本中（f），弗洛伊德写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驱，尽管有各种经验的扩展和理论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
弗洛伊德接下来的长期历史考察《自传研究》（d），似乎进一步地从两人协作性工作倒退。他写道：“如果我给予的说明已使读者期望《癔症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基本素材是布洛伊尔精神的产物，则这确实是我本人一直认为的……关于书中所提出的理论，部分由我负责，但至今其范围不可能确定下来。该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质朴的，几乎没有超出观察者的直接描述。”另外，他补充道：“难以从《癔症研究》中猜测性在神经症病因学中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并继续再次提到布洛伊尔不愿意承认这个因素。
这以后不久，布洛伊尔去世，用弗洛伊德对其合作者的讣闻的一段引文（g），这可能是中止介绍他俩合作的合适的时候。在评论布洛伊尔不愿出版《研究》一书时，弗洛伊德宣称自己的功绩在于说服布洛伊尔同意出版此书。之后，他说：“当他顺从我的影响并且准备出版《研究》时，似乎肯定了他对其意义的判断。他告诉我，‘我相信这是我们俩带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东西。’布洛伊尔除了贡献他的第一个病人的病案之外，还对《研究》贡献了他的一篇理论性文章。这远非过时，相反，它隐藏着至今人们尚不完全清楚的思想和建议。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这种纯理论文章的人都会对他这个人的心理结构形成一种实际的印象，在他长期生活中，他的科学兴趣成为我们心理病理学研究方向中的一个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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