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学研究而言，“身体叙事”的价值不仅在于“身体意识”哲学思维的辐射，更在于“身体”隐喻功能的发掘，对叙事的承转起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塑造人物形象、还原历史现场、突出时代背景的关键场域。在具体文本中，“身体”的呈现有多种方式，它可以作为叙事核心弥合多条线索，也可以作为动力推动叙事的进行。“身体叙事”深受文本外宏观背景如国家话语、文艺政策、时代精神等的影响，并在其具体呈现中有所回应。
疾病是生理现象，对疾病的认识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对疾病的描述却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文学对疾病的描述，更是包含着民族文化心理内容。
文学作品中疾病的“身体叙事”
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人类走过漫长的道路。身体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体性工具，这是由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只有通过肌肉、关节、韧带中的本体感受器以及内耳所提供的平衡感、位置感和肌肉紧张感等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我们才得以获取有关世界的关键信息，形成对外界的认知，从而建立与世界（外界）相处的模式。获取感受的途径受阻，某个器官、部位不再如常给提供信息，对世界的认识将产生偏离，“疾病”随之发生。“疾病”是生理性的，是肉身无法回避的“障碍”，对疾病的认知却是多种文化、观念纠葛的场域。
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苏珊·桑塔格都认为，在疾病的认识和管理治疗中，存在着一种“凝视”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在这种对他者的凝视中，一种权力关系得以实行。在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的叙述中，早期西方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呈现出一种阴沉的令人恐怖的气氛，《临床医学的诞生》前言中对波姆治疗癔病患者情况的引用使人不寒而栗：18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除；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西方极力渲染疾病神秘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疾病的态度也令人寻味。
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身心一体论”，无论是用身体指认万物的命名方式，还是中医“藏象说”的践行，都是“身心一体论”的具体体现。在“身心一体论”的观念统摄下，中国文学中呈现出来的疾病往往是写作主体的一种自我形象经营手段。无论是杜甫“吾老抱疾病，家贫卧炎蒸”，元稹“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或者是陆游“疾病侵壮年，发恐不及白”，都不是对疾病的客观描述，而是自我形象的投射、建构——以身体状况的夸张形容突出思虑的严重。《红楼梦》中林黛玉身上的顽疾，是绛珠仙子的残留，更成为一种清高品质的彰显。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史折射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的轨迹。对疾病的认识的深化，始终与对人的认识的深化密切相关；对疾病的阐释方式，则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人类童年时期对疾病的认识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唯心主义浪漫色彩。据苏珊·桑塔格考证，在古希腊文学中，疾病是因个体或群体过失遭到上天的报应，“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的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古代文学中以疾病作为天谴实现正义的民间神秘主义逻辑也不少见，更多时候在诗词歌赋中出现的才子佳人的体弱多病是一种风雅闲贵的自持。及至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在异质性的西方现代文明观照下，“病相”从个人领域拓至民族国家层面，“东亚病夫”成为中国封建病态社会的具体微观表现，文学叙述中的“疾病”体验也因此具有更为庞杂的社会文化内容。在这种共同的民族危机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表现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别样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将华小栓（《药》）、宝儿（《明天》）的疾苦归咎于社会的封建和国民的愚昧，以他们的“病”与“死”揭发中国传统礼教中“吃人”的一面；郁达夫的多愁多病遗留了古代才子的自怜情愫，亦不忘嫁接对国富民强的期盼；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肺病成为女性欲望解放的助推力；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的病成为逃离女性婚恋悲剧命运的出口……在国家苦难、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伤痛形成了“医国”“医人”的隐喻，直接指向批判封建礼教，建立现代秩序的社会结构调整，是一种“现代”目光的回望。
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的普及，疾病得到了更为客观的正视。相对单一的政治伦理及国家权力的过分干预潜在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革命小说题材中“疾病”隐喻的大量消失，“疾病被视为社会的阴暗面，所以，成功的革命必须铲除疾病，疾病应该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消失”。即使其他题材小说如赵树理的部分作品仍出现疾病，如《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的“心病”、《邪不压正》中王聚财的“肚疼”、《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等，其间的疾病叙事及隐喻都趋向单一，“通过以政治与疾病为两极再现‘世界’的情感结构……通过小说形式提出了一些政治导致和治愈疾病的可能，希望构建某种适应意识形态化的新的伦理生活”。
及至新时期，“疾病”符号在文学作品中再次大量出现，与回应时代话语相比，新时期的“疾病”书写更倾向于展示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资本时代中“人的异化”提供另一种思索。在对疾病隐喻功能的发掘上，凌力、宗璞、王旭烽、铁凝、王安忆、张洁、迟子建、霍达等新时期知名女作家的创作，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文学实践。
内容介绍
身体·历史·都市·民族——新时期女作家群论
邱慧婷著
年12月/.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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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几乎每一个文本都都能轻易找到消费时代的符号，百货髙楼、服装品牌、吃喝玩乐等现代化象征与身体感受的细致化、审美化直接关联。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化考察，都把注意力从宏大叙事中抽离，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将视线投向私人领域，于是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阶段的身体观念和与身体紧密相关的历史、都市、民族成为新时代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