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当代青少年问题
四
面对一系列可能的同一性时，同一感就变得更为必要（也更成问题）了。在前一章里，我已指出这真正的条款是多么复杂。现在我们再加上这具有压倒一切意义的一致感（senseofsameness），—种可能被骄傲地视之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的人格统一性。因此，我们已经把同一性混乱描述为这一年龄的主要危机，它可把自己表现为过渡推延的合法延缓期（哈姆雷特提供了极好的榜样），或者表现为想要用突然的选择来终止这种延缓期的反复冲突性尝试——那就是玩弄历史的可能性——然后否认某些不可逆转的义务承担已经发生，或者有时也表现为如上章所说明的严重的退化性病态。所以，正如其他阶段一样，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要保证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自我，负有并能够承担一种社会结构的责任。这一社会结构允许某一年龄集体有所需要的地位——即在其中被需要的地位。
威廉·詹姆士在给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一封信中说，想要在他们的友谊中“使自己再受到洗礼”，这句话说出了社会觉知和社会需要青少年的基本倾向。从十四五岁时起，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已能超越青少年的个人和个性所能深入的程度。青少年对所“代表”的并加以选择的人们作为有意义的巧遇的爱和恨，其所包含的问题确实大于你和我。哈姆雷特宣布他对他朋友霍拉狄奥（Homtio）的爱，这一宣布很快就被认为“在这儿太过分了”而破产。这是一个新的现实，为了它，个人希望和他的、以及由他所选择的新的祖先和他的同辈一同获得再生。
这种常常被解释为与背叛或离开父母环境有关的相互选择，表达了一种真正的新观点，我把它称之为“历史的”——是一个有时可以使新意义特殊化的古老而又多重特殊化的词的一种松散用法。我用“历史的观点”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某些东西是人类只有在青年期才能发展的。它意味着一些有意义事件的不可逆性和在思想上发生的哪类事情可以决定其他事物，并为何如此。我们已看到，一些心理学家如皮亚杰认识到青少年具备这种能力，懂得只要回顾它的步骤从而在思想上追溯时，任何进程都能得到理解。然而说他能理解这样一种逆转便在现实中也能认识它这种说法并不矛盾，在一切所能想到的事件中，有一些事物（在人的事例中）不论应不应该，有意或无意，都受到历史宿命论的互相决定和限制。
因此，青少年对任何在生命史上或历史上以前毫无希望被决定了的提示都非常敏感。从心理社会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儿童期不可逆转的自居作用会剥夺一个人自己的同—性：从历史上说，那种被赋予的权力会阻碍一个集体认识它的合成的历史同一性。为了这些原因，青少年常常抵制他们的双亲和权威人士，并希望贬低他们，因为在对个人和运动的寻求中，他们宣布能预言那些不可逆转的东西，由此而超越了未来——这意味着把它颠倒过来，这又转而说明了青少年接受那些预言宇宙进程和历史倾向的神话和空想的原因。因为即使是聪明的和实际的青年，也高兴这些更大的结构能固定下来，以便他能专心致志于—些他能处理的细节，只要他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由此，“真正的”意识形态便被历史所证实——在一段时期内，因为如果它们能鼓舞青年，青年便能使预言的历史超过真实的历史。
在指出在青年头脑中人“代表”什么时，我并不想对青年过分强调那些被他们崇拜的人的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对有意义的人的选择可以在某些指定的实例，诸如受教育、职业选择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志同道合的选择框架中进行，而选择英雄的方法则可从平庸的礼节和敌对直到危险地玩弄健全与合法的边缘。但是当个人比自己表现得更强，他们的潜能又为等级所需要时，一般的情况就会有一种相互估量和相互承认的渴望。成人世界中的这些代表可能是技术精确性、科学调査方法、令人信服的真理演讲、公平的准则、艺术真实性标准，或者是个人真诚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年轻人眼中成为杰出人物的代表，完全不顾家人、公众或警察是否这样看待他们。这种选择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对某些青少年说来，这种危险也是试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如杲青少年不能过分献身于危险，他就不能让自己献身于真正有价值的生存——心理社会进化的主要推动的机制之一。基本的事实是，只有当忠诚找到它表现的场所时，人类才可以依赖它自己的翅膀在生态学等级中找到成人的位置，在自然中安顿下来。
如果在人类青年期这种表现的场所变成了极端遵奉或极端乖戾，或者重新献身或叛逆时，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情况变化中起反应（在他的青年期反应最为紧张）的必要性。在心理社会进化的背景中，即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能把长期的意义归之于特异的利己主义者，归之于反抗，也可归之于遵奉者。因为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忠诚的偏离在为有待恢复的整体性中色含着一种义愤，没有这种义愤，心理社会的进化就会遭到毁灭。因此，人类在适应方面有它的忠诚的偏离者，也有它的反抗者，这些人与通常一度被称之为“人的情况”相适应。
在某些特殊人身上，忠实的偏离和同一性的形成常与神经症和精神病症状相联系，或者至少也与在青年期所遭受的一切疏远中相对孤立的延长了的合法延缓期有关。在《青年路德》—书中，我努力把一个青年的苦难放在他的伟大与他的历史地位的前后关系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这类工作未能答复对许多青少年来说仍是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特殊天赋与神经症的确切关系。我们只能说在一个人的天赋独创才能和他的个人冲突深层之间存在这一种内部的关系。但是传记详细记载的一个人一生中的独创性或者伟大，对现代的有深刻矛盾又有创造天赋的人说来毫无帮助并可能引起混乱。不论是好是坏，我们现在的确有了精神病学的启发，而且确实还有一种联合一切其他因素造成同一性混乱的自我意识的精神病形式。因此，要提出青年路德的天才究竟是否会比他的精神病更为久远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样，把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疑惑与我们这“治疗的”年代以前所经历的那种踌躇相比较，对我们当代青年也是没有多大帮助的。这样说也许显得有点没良心，但是现在的独创性和创造性都不得不去碰碰我们的最主要价值的运气——也包括去碰碰是接受治疗还是拒绝治疗的运气。同时，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测验，可以问他自己，在他可控制的一些复杂因素中是否还有一种神经症，是否因此而坏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由继发的被动范畴回到原发的主动范畴的帮助并不是降低身份和危险的。独创性能自己照顾自己，但无论如何，如果它否认有帮助的需要，它也将难以成为同一性的支柱。
五
再一次回到精神病学的历史上来：在一个青年神经症的经典病例中，弗洛伊德刊布了他与一位18岁的患有最一般症状的轻微癔病的女孩相遇的经历，有趣的是在治疗结束时，弗洛伊德为这个女孩到底需要他“哪一种帮助”感到迷惑。他已吿知了她关于她神经症错乱结构的解释，这一解释已成为他癔病发展的心理性欲因素这一经典著作的中心主题。弗洛伊德的临床报告几十年来仍很新颖，时至今日，他的病案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女孩有关忠诚的故事的心理社会中心。事实上，人们可以说，不太严格的话，3个字就可以表示出她的社会历史的特性：在她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成人的性的不忠实（infidelity）；她父亲否认他的朋友企图诱惑她时的那种背信弃义（perfidy），这种诱惑的企图实际上正是促使她发病的原因；这女孩周围所有成人方面的—种奇怪的倾向，使这女孩成为所有事物的信任者（confidante），却对她认清有关自身疾病的真相没有足够的信心。
当然，弗洛伊德也注视着一些其他的问題，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专注，把她的症状和它们的象征意义集中起来；但是，也像往常一样，他只报告了他感兴趣的一些资料。因此，在使他迷惑不解的那些问题中，他报告说病人“一想起别人猜疑她仅只是幻想这个念头就几乎要发疯”，（由此创造了）一些使她发病的情况，还说她一直“焦急地想要确信我对她是否很坦率”——或者像她父亲那样背信弃义。当最后她离开了分析者和分析，“以便能带着她所知道的秘密去面对她周围的成年人”时，弗洛伊德认为她这种敢做敢为的信赖是对他们和他的一种报复行动。在他一切解释的总趋势中，这一部分解释也是能站住脚的。然而，我们现在能看得出来，对历史真实的坚持比对内在真实的否认有更多的意义，在青年心中尤其如此。因为到底是什么不可逆转地确定他们成为忠诚的或欺骗的、病态的或反叛的类型这一问题，在青年头脑中是至关紧要的。再一个问题——他们憎恶使他们害病的那些条件是否正确——对他们来说也和看透他们疾病“更深”的意义同等重要。换句话说，他们坚持自己害病的事实在历史真实的再系统阐述范围内求得承认，而这种历史真实超过它本身，指向可能是新的、改变了的条件，而不是按照希望他们适应或恢复理智[如杜拉（Dom）的父亲把她带到弗洛伊德那里来时说的那样]的陈腐的环境条件。
毫无疑问，杜拉那时是一个癔病患者，她的症状潜意识的象征意义是心理性欲的。但是在这个病例中，她的失调和突发事件的性方面性质不应使我们看不见，在一切能联想到的性的情境中，不忠诚是一个普遍的主题，我们不应该看不见，其他的不忠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会的背信弃义）也能使青年在其他年龄和其他地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病。
事实上，只有到了青年期，系统的病症形成能力才能发生：只有当心灵的历史功能巩固了，有意义的遗漏和抑制才能变得明显，足以引起连贯的病症形成和明显的性格变形。倒退的深度决定着病状的严重程度，并根据它采取治疗措施。虽然癔病，作为一切神经症苦恼中的“最高者”对各个组成部分较少恶意并且甚至有点故意做作，然而在第四章中，对一切有病青年的共问病理的描述，在杜拉的整个情况中都能清楚地看得出来。这一描述的特征是拒绝承认时间的流动，而一切双亲的前提都要重新加以考证。杜拉患有“可能并不完全是真正的生命的厌倦”，但是这种减速（slowingup）使疾病延缓期本身告一结束。我们说，此时死亡和自杀能够变成一种谬误的成见——“不完全是真正的”，然而有时也会导致无法预言的自杀。杜拉的双亲发现“一封向他们告别的信，因为她再也不能忍受生活。她父亲……猜想这女孩的自杀打算并不很坚决”。这样一种有限的决心，很可能在生命还没承担成人的义务之前就结束它了。另外，还有一种排除任何团结感的社会孤立。杜拉“想要避免社会交往”并且是“冷漠的”和“不友好的”。神经症患者的可以与同一性形成的最初步聚伴随发生的这种强烈遗弃的突然发作，可以转而对付自己——“杜拉既不满意她自己，也不满意她的家庭”。
一个被遗弃了的自身（self）也不能提供忠诚，当然，也害怕爱和性接触的融合。与这一情境经常联系着的工作抑制（杜拉患有“疲倦”和缺乏“集中”的毛病），实际上是事业的抑制，因为技术和方法上的努力都被怀疑这一活动总是将个人与任务和地位结合在一起，由此任何真正的合法延缓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只要形成的是一些不完全的同一性，它们就会成为髙度自我意识的而且立刻受到考验：杜拉明显地希望击败自己成为知识妇女并与成功的哥哥竞争的愿望。这种自我意识是势利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真的过分有益于他的社会、他的历史时期或确实有益于这种生活——和同样深刻的自卑感的一种奇怪的混合。
六
我们已概述了青年精神病理学的最明显的社会症状。部分指明了神经症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和情结结构总是伴随着一种如此公开的行为情境，以致有时人们会怀疑病人诉说这么简单的事实是否在撒谎，或者诉说事实时明显地在回避事实真相。回答是人们必须聆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而不仅仅只听他们报道中所隐含的象征。
在所提到的概述中，也对孤独的青年患者与那些为了想通过比他们年龄大些的人解决自己的疑虑而加入了不正当的小集团或团伙的青年作了比较。弗洛伊德发现“精神神经症可以说是反常的否定它的意思是说神经症患者遭受反常者力图要“活过”（liveout）的倾向的压制。这一公式可用于这个事实：孤独患者想用退缩的方法解决不正当的小集团的参与者试图用阴谋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这种形式的青年病理学，历史时代不可逆转的否定，似乎表现在集团或团伙带着完全是它自己的传统和伦理标准而自命为“人民”或“阶级”。这类团伙的假历史性质在“那伐鹤人”（TheNavahos），“圣人”或“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等名称中表示出来，而一当谋杀事件发生过多，一当这些“秘密社会”只是一些缺乏任何组织目标的一时风尚时，他们的挑衅就会引起社会对他们无可奈何的愤怒，交织着一种病态性畏惧的过分
